意識到古人沒有用慣EXCEL所培養(yǎng)出來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思想、導致很多政策分析不容易做，李素也只好認了，換別的辦法解決。
    好在這是第一次，在文部建檔的過程中，本來就沒有對考生資格做硬性要求，所以只要吸取經(jīng)驗，為下次做準備就好。
    李素便吩咐道：“以后讓文部做檔案的官員，多上點心，每年檔案收上來之后，還要做個數(shù)據(jù)統(tǒng)計表。今年年齡在多少到多少區(qū)間段內(nèi)的考生，一共多少名，占總考生人數(shù)比例幾成幾。
    其他幾個重要數(shù)據(jù)，也一起統(tǒng)計了，比如考出來之后，每個州郡與其他州郡的高分比例、名次占比。要學會用數(shù)據(jù)定量去分析科考，這樣才好為來年慢慢優(yōu)化政策找依據(jù)，讓改革漸進一些、兼顧平衡各方利益，否則不成了拍腦袋行政了。”
    鄧芝聽了，不由再次心悅誠服：司空真是遠見卓識，見微知著，能料到將來那么遠的隱患。
    畢竟?jié)h末的行政人才能想到定性分析就很不錯了，哪有為了政策修正調(diào)研而做定量數(shù)據(jù)分析的。這個施政思維就超前了不止一個時代。
    當然了，鄧芝做李素的主簿那么多年，這種心悅誠服的瞬間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N次了，他每每都能遇到領(lǐng)導高屋建瓴、神來一筆的時刻。
    分析完考生年齡之后，李素發(fā)現(xiàn)年輕人果然太多，也關(guān)照了一條補救措施：明年開始，要出臺明確的政策，對于過于年少之人參考并中舉后的授官管理辦法，要額外增加把關(guān)。
    直接禁止低齡考生參考、或者限制低齡考生被舉的比例，這肯定是不對的。畢竟歷史上真有少年天才，梁啟超就是十三歲中的舉。
    所以李素的想法只是對這些“因為年紀小，肯定缺乏社會經(jīng)驗和工作經(jīng)驗，肯定存在高分低能問題”的考生，采取暫時降低授官級別、強制增加工作實習期，讓他們多積累工作經(jīng)驗，再走到領(lǐng)導崗位上去。
    凡是考中時年紀不滿18歲的，一律降半級作為郎官實習兩年，積累夠了實際政務經(jīng)驗后才升回原定考過授官的級別。這樣也防止少年沖動魯莽的人直接獨當一面負責政務。
    這些鄧芝都一一記下，表示立刻去安排。
    ……
    鄧芝領(lǐng)命之后，李素又叫住他，最后補充交代了幾句：“對了，把明算科數(shù)學考最好的幾個考生，還有明法科刑律考最好的幾個考生，拉出來，讓他們十天后再陪考一場賓功科的同科目。”
    鄧芝一驚：“這些人不是已經(jīng)考中了么？豈能額外刁難？朝廷可不能失信于人啊。”
    李素：“不是刁難，告訴他們，后面這場額外加考不是選拔性的，考砸了也不影響給他們授官。
    只是讓他們做個成績錨定，將來賓貢科出了成績，好讓那些本地考生和流亡北士考生相互之間心服口服，相信前后兩場考試的客觀題卷子難度是差不多的。”
    鄧芝想了好一會兒，才回過神來，意識到李素的創(chuàng)見所在：
    因為賓貢科是李素到了襄陽之后，實地調(diào)研、結(jié)合荊州的情況臨時搞的，考試時間都比常科晚了半個多月。所以肯定要另外出一套卷子，題目都不一樣。
    經(jīng)義、諸子百家和策略這些科目，還是主觀題為主，題目不用改太大，難度也不會有明顯差異，反正文無第一嘛。
    而數(shù)學和刑法肯定不能只是把題目數(shù)字改改，多多少少得想辦法給題目多點變化。這樣才不至于“復習了前面一科的考卷作為模擬題后，再考變得很輕松”。
    雖然科舉考試從來都是比相互之間的成績位次比例，不是比絕對分數(shù)，卷子難和簡單并不影響錄取。
    但考慮到今年是科舉的第一年，流亡北士考的這個賓貢科還是他們民意洶洶、李素從諫如流爭取來的，如果讓本地人覺得“外地人明明人少競爭不激烈、普遍成績差，李素給他們面子，還給了那么多錄取名額”，這里面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會很麻煩了。
    荊州益州的士人明年肯定會嚷著增加本地人的錄取數(shù)量、或者減少流亡北士的錄取數(shù)量。
    同理，站在流亡北士的立場上，雖然他們因為提前多做了一套“真題模擬卷”，導致備考會變?nèi)菀仔m應一些難題。
    但只要李素靠“加大數(shù)學題的變化和陷阱”，來換取“流亡北士整體考分跟常科的本地人差不多”這個客觀結(jié)果，那流亡北士也很容易產(chǎn)生“李素給我們的題目更難，我們雖然考了跟南方人差不多的分數(shù)，但那是因為我們更努力”的錯覺。
    畢竟人類都是只看賊吃肉，不知賊挨打的生物，自己和別人的風光誰都看得見，辛苦則只看得見自己的辛苦。不把士人的這些無理不甘邪念控制好，李素根本就沒法穩(wěn)定統(tǒng)治，客觀上公正也沒人信。
    而加入了楊儀等人作為“考分價值錨定”之后，情況就不一樣了，能公允不少，大家就會看到：
    “誒，這個楊儀在九月底這場里，數(shù)學考了8分（滿分9分），十月中旬那場賓貢加試，看上去題目變化多了難了，但他還是考8分。看來李司空委任的命題組非常秉公，出題變難的趨勢和考生多做真題額外掌握的速度差不多，對前后科很公平。”
    鄧芝等幕僚把這些前因后果縝密思維都想清楚之后，對李素施政的穩(wěn)健嚴密，簡直佩服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李司空對于各種歷史上從未見過的事物、在實施過程中有可能會出現(xiàn)的細微的新問題的推演，怎么能強到這種程度！簡直就和左右互搏了幾十招、換位思考了N個視角，自己跟自己對抗找茬之后一樣縝密。
    此后幾天，鄧芝就把賓功科的準備工作按照新的要求繼續(xù)嚴密細化準備，同時常科卷子批完，成績也都張榜公布了。
    董允考中了明法，楊儀考中了明算，費祎中了一個孝廉。
    其中費祎是今年最年少的中舉者，虛歲都才十四，就被拉來陪跑了，他的族親長輩也沒想到這個虛歲十四的少年會在經(jīng)義上突圍。
    因為他是年少的典型，李素把這個典型抽出來，臨時“法外加責”讓他去多當兩年實習郎官，打磨打磨脾氣，費祎也欣然接受了。李素順便讓人宣布了明年開始正式實施的“少年中舉管理辦法”，以后遇到這種情況都比照費祎執(zhí)行。
    其余董允、楊儀等人其實也才十五六七的年紀。
    全部茂才錄取了12人（三年一屆，所以每個州每屆要取三個茂才。依然跟桓靈時期每州每年舉一個茂才的數(shù)量持平），明算明法四科和茂才，每科錄取了接近40人。
    所以那些歷史上留名的名臣，其實也就在取士的總規(guī)模里占了不到一成。除去前面提到的三個名字，李素后世隱約有印象的龍?zhí)兹悠饋恚簿褪畮讉€。
    可見科舉確實是起到了“發(fā)掘很多歷史上原本都沒聽過沒出頭”的人才的作用。
    中舉之人都被戴了彩花，騎著馬在襄陽城里逛了一圈，秋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襄陽花。不過漢末的民間慕文之風畢竟沒有后世宋明那么猛烈，盡管圍觀群眾還是很多，但都是看熱鬧為主。
    人們眼神中并沒有宋朝人那么猛烈的艷羨，反而有一些認命的麻木——顯然，這些圍觀群眾依然覺得科舉里面有很大的水分和內(nèi)定，都是命。
    他們的判斷也不能算錯，畢竟圍標成功也依然是主流，只不過襄陽這一場圍標成功的比例比長安那一場又有所降低了。長安那邊寒門子弟變著法兒突圍的不到一成，襄陽這邊這一場卻達到了兩成，從比例上看早已翻倍。
    這和李素到了襄陽之后的折騰、對世家大族的額外打壓、對圍標的額外肅清、增加圍標難度的種種舉措，都有一定的關(guān)系。
    圍觀百姓和士人除了眼神認命麻木之外，也沒有出現(xiàn)“榜下捉婿”或者推銷女兒的場景。主要是漢末的讀書人凡是中舉的，大多數(shù)已經(jīng)成家了。
    大家本就沒有“窮人熬著不娶妻，等到考中了再娶個好的”這樣的思想。新官的單身比例又低，就算偶爾有女兒待嫁的世家大族，也不好意思一次次在人群中碰壁丟人，漸漸就冷場了。
    董允、楊儀等人巡游完之后，才被主持的官員王累攔住，告訴他們一項后續(xù)行程：“董生、楊生，你們幾位刑律和算學成績最優(yōu)的，一會兒到總督府赴宴。”
    楊儀心中一喜，有點受寵若驚，他想到之前孫資、賈逵那么巴結(jié)想找李素謝恩，都被李素拒于門外，這次居然能請他吃飯，實在是一個巴結(jié)的好機會。
    董允因為是官二代，性情嚴謹一些，還挺有大局觀地提醒：“這位上差，之前張從事為李司空公然宣揚過，掄才為國，不當恩謝私門。學生恐有妨司空清名。”
    王累點點頭，投去嘉許的眼神，但也解釋說：“放心吧，只是讓你們后續(xù)再多陪考一場，考得好考得壞都不影響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