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星期天。客廳里堆了不少內容枯燥乏味的周末報紙，弗蘭克·惠勒和他的妻子一直沒說話，沉默像是已經延續了一年。她獨自去參加了《化石森林》的第二場和最后一場演出，然后再次睡在沙發上。
弗蘭克坐在扶手椅里，翻閱著《紐約時報》的雜志版，希望自己能放松下來。孩子們在一個角落里安靜地玩耍，愛波則在廚房里清洗餐具。他已經把雜志從頭到尾翻過了不止一遍，放下又撿起，他總是不由自主地翻到那個鮮亮的全版時裝照片。旁邊的說明文字如是開頭：“一件討喜的、充滿女人味的、讓穿著者走到哪里都心情暢快的連衣裙。”照片中的女孩是個身材高挑表情驕傲的年輕女孩，胸部比弗蘭克認為的時裝模特應有的還要堅挺，屁股也更翹。乍看她長得挺像他辦公室里那個叫做莫琳·格魯布的女孩。后來他斷定，照片上的模特兒要漂亮得多，而且想必也更有頭腦。不過他還是覺得兩者之間是有一些共同點的。當他的眼睛流連于這個討喜的充滿女人味的女孩時，他開始沉浸在性幻想里。上一次公司開圣誕派對，他借著醉意把莫琳·格魯布按在一個櫥柜上，而其實他并不像他表現出來的那樣醉。在那里，他狠狠地、久久地吻了她。
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不舒服，隨手把雜志扔在地毯上，然后點燃了一根香煙，沒有意識到另一根長長的香煙還躺在旁邊的煙灰缸里。然后，或者只因為這是一個明媚的午后，孩子們很安靜而他跟愛波的爭吵也已經過去，他走進了廚房，愛波正弓身于一池肥皂泡前，他從后面抱住了她的雙臂。
“聽我說，”他在她耳邊低語，“我不在乎這件事情到底誰對誰錯，還有這他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們能不能就這么算了，然后像兩個正常人一樣重新相處？”
“你是說就這樣敷衍過去，直到下次再發生同樣的事嗎？假裝一切都很好很舒服很平靜？我恐怕不行。謝謝了。我已經厭倦這樣的游戲。”
“你沒發覺你這種態度對我有多不公平嗎？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樣？”
“現在，就兩件事。一，我要你把手拿開；二，我要你說話小聲點。”
“那么你能告訴我一件事嗎？你能不能告訴我，你他媽到底想干什么？”
“當然可以。我想要把這些碟子洗干凈。”
弗蘭克回到客廳時，詹妮弗叫：“爸爸！”
“什么事？”
“你能不能給我們讀幾個漫畫啊？”
小女兒提出這個請求時的羞澀，以及那充滿信任的眼睛，讓弗蘭克差點哭了出來。“當然可以了，”他說，“來，我們三個一起坐下，然后我給你們讀幾個漫畫。”
當他把漫畫大聲地讀出來時，兩個小孩分別把小腦袋貼在他身側，小腿直直地伸在沙發軟墊上，溫暖著弗蘭克的身體。他的語調情不自禁地蒙上了厚厚的感傷情緒。這兩個孩子知道什么是原諒；他們愿意接受他無論他變好還是變壞；他們愛著他。為什么愛波就是不能意識到愛是多么簡單和必要呢？為什么她總把所有事情復雜化？
這樣的時光是美好的。唯一的麻煩是，這些漫畫好像沒完沒了。翻過一頁又一頁，每一頁都擠滿了這些東西，弗蘭克的任務永遠完成不了。很快他發現自己的聲音開始發緊，單調的語音透著急切，而且他的右膝開始酸麻發抖。
“爸爸，你剛才跳過了一幅漫畫。”
“沒有啊，寶貝兒，我沒跳。那是一則廣告嘛。你們不會想聽的。”
“可是我想聽。”
“我也想聽。”
“可那不是漫畫，只不過做成了漫畫的樣子。那其實是一則牙膏廣告。”
“反正讀給我們聽嘛。”
他咬了咬牙，感覺牙根的神經都跟腦部的神經交纏到了一起，打了一個結。“好吧，”他說，“你們看，在第一幅圖里面這位女士想要跟這位男士跳舞，但是男士不愿意去邀請她，然后在第二幅圖里女士開始哭，她的朋友告訴她，那位男士不跟她跳舞或許是因為她嘴里的味道不太好聞，接著在下一幅圖里女士跟牙醫說話，對方告訴她……”
他覺得自己在無助地往下沉，沉進坐墊、報紙和孩子們的身軀當中，像一個正淹沒在流沙里的男人。等到漫畫終于讀完，他費勁地站起身來，喘著氣，在地毯中間站了好幾分鐘。他把緊握的拳頭放進口袋里，以免他終于做出自己此刻真正想做的事情：抓起一把椅子，然后把它從落地窗里扔出去。
這他媽到底是什么狗屁生活啊？這種狗屁生活到底又能有什么意義和價值？
當夜晚來臨的時候，弗蘭克已經灌下了不少啤酒。他開始盼望坎貝爾夫婦的來訪。通常他們的到訪會讓他不高興（“為什么我們見不到別人？你難道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是我們唯一的朋友？”），然而今晚卻有點指望。至少他們來了之后，愛波不得不拿出笑容，而且要陪他們說話。她得時不時向他微笑，還得叫他“親愛的”。此外，必須承認的是，坎貝爾夫妻總能把弗蘭克和愛波最好的一面引發出來。
“你們好！”他們互相招呼。
“你好！”“你好！”
這一個愉快的音節，隨著漸重的暮色飄散開來，在惠勒家廚房的門上又彈出回音，這是每次聚會必然的前奏。然后是握手，儀式化的親吻，以及疲勞卻也愉悅的嘆息——“啊”，“哦”——告訴別人他們在酷熱沙子上跋涉了幾英里才找到這片綠洲，或者他們痛苦地屏住了呼吸直到這一刻才釋放出來。接下來四個人會一起坐到客廳里面，啜飲一口冰凍的飲料，臉一皺然后振作起來，為了一刻的互相仰慕，之后便各自選了個姿勢癱坐了下來。
米莉·坎貝爾依靠著柔軟的沙發墊子，脫掉鞋子，把雙腳舒適地蜷縮在臀部下面。她仰起的臉露出健康積極的笑——她可能不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孩，但她可愛而敏捷，在身邊會有很多樂趣。
米莉旁邊坐著的是弗蘭克。他仰靠在沙發上，腿蹺得差不多跟頭一樣高。他的眼睛已經全神戒備要面對一番開場白，他的嘴唇就像含著一塊苦兮兮的含片似的彎成一個弧度，準備要說一些機智的話。
謝普，體形健碩而穩重可靠，在這個小圈子里起著穩定的作用。他肥胖的雙腿分得很開，結實的手指正在松開領帶以便一會兒能爆發出笑聲。
最后一個坐下來的是愛波。她隨意而優雅地坐在躺椅上，頭向后仰靠于帆布椅面，一邊向天花板吐出悲傷的煙圈，頗具貴族氣質。他們已經準備好，可以開始了。
大家發現——有點意外但也松了口氣——關于劇社和演出的敏感話題可以很快就被拋開了。幾句簡短的對話，相互搖著頭微笑了幾下，就把這個話題打發掉。米莉堅持第二場表演比之前的那場要好很多，“我是說，至少所有的觀眾看來都更加欣賞第二場表演，你說呢，親愛的？”謝普說自己很開心是因為這狗屁事情終于結束了。而愛波——大家都把焦慮的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則微微一笑讓他們放寬了心。
“有一個好笑的說法：至少這表演讓大家很開心。這不是很別扭嗎，昨晚有好多人都在這么說，我聽到這句話不下五十次。”愛波微笑著自嘲。
很快大家討論的話題轉到了孩子和疾病（坎貝爾夫婦的大兒子有點瘦弱，因此米莉懷疑他是不是得了什么血液方面的疾病，直到謝普說無論他得了什么病一點也沒削弱他摔東西的手勁兒）。接下來大家談到了孩子們去的小學，并且一致認為小學的工作做得不錯，尤其考慮到它有一個如此保守的校委會。然后話題扯到了超市里過高的物價上。在這之后，當米莉說著羊排的長篇大論時，大家才意識到了一種明顯緊張感在房間里彌漫。他們調整著坐姿，每次冷場的時候大家就以充分的社交禮儀把注意力集中在飲料上。他們回避彼此的目光，裝作沒有發現她們之間已經無話可談這一令人擔憂卻無可爭辯的事實。這種感覺在他們四個人當中還是頭一次出現。
這種情形在兩年以前，甚至一年以前，都不可能發生。就算沒什么可聊，他們總還可以從國家的混亂局勢中找到話題。“你們怎么看這個奧本海默和他的工作？”一個人會問，然后其他人就會以革命的熱情來捍衛自己的立場。他們談到麥卡錫參議員勢力的惡性增長，認為他已經毒害了整個美國，兩三杯酒下肚后，他們會想象自己身處于四面楚歌、日益式微的地下知識分子組織。還有人會拿出《觀察者》或是《曼徹斯特衛報》的剪報讀出來，剩下的人則會充滿敬意地慢慢點頭。弗蘭克或許會滿懷憧憬地講到歐洲：“天啊，我希望我們有機會可以一起到那里去。”而他每次這樣說的時候，可能會立馬得到大家的一致應和，想要走出國門：“嗯，我們都去！”（有一次大家格外投入，討論已經具體到船費，房屋租金，還有孩子們的學費，直到最后喝飽了提神咖啡的謝普潑了一瓢冷水，說他讀到有關消息，在國外找工作不容易。）
即便是政治方面沒什么可談了，他們還可以聊聊那些不著邊際的，但永遠引人關注的話題，比如“社會融合”，比如“郊區”，比如“麥迪遜大街”，還有“今日美國社會”。“我的天啊，”謝普會開始說，“你們都知道我們隔壁住的那個人吧？叫唐納德森的那個。那家伙沒事的時候總在擺弄他那臺電動割草機，句句不離商業領域里的勾心斗角和什么勸誘推銷。還有，我有沒有告訴你們，他是怎么吹噓他那個烤肉架的？”接下來謝普會講一則鄉間軼事，反映生活在郊區里的人性格中極端的自以為是，最后大家一起笑得身體發虛。
“哦，不過我真的很難相信，”愛波強調，“他們真的會那么說話嗎？”
弗蘭克會接過她的話頭：“關鍵是，如果這種表現不是這么典型的話，情況就不會那么糟糕。不只是唐納德森那家人這樣，克雷默一家也是如此，還有別的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人都是如此，什么文蓋斯一家，還有別的很多很多人。就是這群白癡每天跟我同坐一趟火車來來回回。這是一種傳染病。他們根本不會思考，沒有感受，也不去關心什么東西。每個人都不再感到興奮，不再相信別的任何東西，除了他們那些什么狗屁平庸哲學。”
米莉·坎貝爾會愉悅地蠕動著身體。“哦，說得太對了。你說呢，親愛的？”
然后所有人都會表示認同，這背后隱含著一個讓他們暗暗高興的信息：就他們自己，這四個人，在一個病入膏肓正在走向滅亡的文化里，依然痛苦地、真正地活著。正是出于這種抵抗，以及對這種寂寞感的回應，他們幾個開始對桂冠劇社萌生了興趣。消息是米莉帶回來的：她碰到幾個革命山莊另外一邊的居民，正在組織一個戲劇團體。他們計劃從紐約雇一個導演來指導他們排演一些嚴肅劇目，希望可以引起社區的關注。米莉想他們可能達不到太高的目標，不過或許會有一點意思。剛聽到這事的時候，愛波的態度很輕蔑：“天啊，我可是很了解這些所謂的藝術團體。他們中間會有一個藍頭發佩戴著木頭珠子的女人，她曾經見過藝術大師馬可思·萊茵哈特一次。此外還會有兩三個年輕的同性戀男人和七個膚色很差的女人。”但是不久之后地方報紙上出現了一則有品位的廣告（“我們在找演員……”），然后弗蘭克和愛波在一個本應該很無聊的派對上見到了這群人，并一致承認他們是“誠懇”的。圣誕節的時候他們和導演見了面，同時相信了謝普跟他們說過的話：這人很清楚自己在追求什么。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他們四個都參與了進來。即便是知道自己沒有表演天賦而拒演任何角色的弗蘭克，也幫忙寫了一些宣傳材料，并在公司影印了多份。而且也是弗蘭克充滿希望地從哲學層面和社會影響來探討這個表演的諸多可能性。如果在這里可以建立一個真正嚴肅的、有水平的社區劇社，這不就等同向正確的方向邁進一步嗎？他們或許無法啟發唐納德森們，但那有什么關系？這個活動至少讓唐納德森們停下來思考，讓他們知道生活里并不只有火車、共和黨和烤肉架子。而且，就算不成功，他們又會失去什么呢？
無論那東西是啥，他們現在都已經失去了。那些對郊區、對今日美國社會、對宗教的侃侃而談，并不能輕易打發劇團失敗所帶來的怨氣。當那些鄰居曾經冒著汗坐在觀眾席上看他們的拙劣表演，他們還能拿那些鄰居來開玩笑嗎？那些唐納德森、克雷默、文蓋斯一干人等帶著難得的開明心態來觀看《化石森林》，但他們卻失望了。
米莉在談論著園藝，抱怨要在革命山莊栽培一塊健康的草地很難。她眼神流露出緊張的情緒。在超過十分鐘的時間，房間里只有她的聲音，而且她不得不繼續說下去。她深知這一點，她還很清楚，如果她停下來的話，寂靜就會像水那樣充滿這個房間，把這里變成深不可測的寬敞的大湖。她會在里面掙扎然后溺斃的。
這個時候弗蘭克站出來解救了她。“哦，對了，米莉。我想問你，你知道什么是椰子草嗎？要不就是靴子草？反正是一種植物。”
“椰子草，”米莉復述著這個名字，裝出一副在思考的樣子，溫柔的臉上閃過一絲感激的神色。“我一時想不起來，弗蘭克。不過我可以幫你查一下，我們家有一本這方面的書。”
“這沒什么關系，”弗蘭克說，“昨天吉文斯太太跑來給了我們一盒子這種破玩意兒——”
“吉文斯太太？”米莉叫了出來，帶著忽然想起什么和松了一口氣的亢奮。“我的上帝啊，我居然忘了告訴你們關于她的事情！我好像都還沒有跟謝普說過呢，對吧，親愛的？關于她兒子，真的是太奇妙了！”
她又開講了。但這次獨白是完全另一種狀態：所有人都在聽。她急切的聲音，以及忙著探身向前把裙腳掖到皺巴巴的膝蓋下面的動作，像是給他們作出一個承諾：這次她說的會是一個全新的有意思的話題。聽眾的專注讓米莉很得意，她希望可以讓最終的揭曉來得晚一些，所以盡量說得慢一點。她先問惠勒夫婦，知不知道吉文斯太太有一個兒子？
他們當然知道她有個兒子。于是米莉理智地點點頭，允許他們打斷她。他們搜刮著關于他的記憶：他是一個瘦削的水手。他們在吉文斯太太家吃晚飯的時候，他的照片就掛在她家的壁爐上方很顯眼的位置朝著他們微笑。她告訴他們她兒子名字叫約翰，厭惡海軍部隊，在麻省理工就讀，成績相當突出，然后在西部某大學教授數學，干得也是相當出色。
米莉知道的情況跟吉文斯太太所述的不太一樣：“他現在根本就沒在教數學，人也不在西部。你們知道他在哪里嗎？知道他過去兩個月去了什么地方嗎？其實就在格林納克斯，你們都知道吧？”發現大家一臉茫然之后，她連忙補充道：“就是州立醫院的精神病療養院。”
大家幾乎一起開口發表意見，并在香煙的濃霧里越靠越近。現在這種感覺跟以前每次聚會的時候差不多。這真是一件最糟糕最怪異最悲慘的事啦。米莉確定她說的都是事實嗎？
哦是的，是的，她非常肯定，“而且，他不是自己去的格林納克斯，而是被州警押送到那里的。”
這些消息來自某位馬克里迪太太，幫吉文斯太太打掃屋子的臨時工。她們昨天在購物中心碰上了才聊起這件事。馬克里迪太太很難相信，這么長時間以來米莉居然沒聽說過。“她還以為大家都知道了呢。不管怎么樣，約翰精神出現問題已經不是一天兩天。聽說為了把他送進加利福尼亞那家療養院接受治療，他父母差不多把手里的錢全花光了。他每次都要待在那里好幾個月，然后出來一段時間——估計這段相對正常的時間他就在授課——然后又回到療養院。之后他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看起來神志正常，直到他突然辭去工作并且不知去向。然后他忽然回來了，事前沒有任何征兆，他闖進屋子把他的父母挾持起來，長達三天。”她不自在地輕笑，意識到“挾持父母”這個說法聽上去太夸張了，都不像是真的。“是馬克里迪太太這么跟我描述的。我估計他可能沒有拿槍啊，刀子啊什么的，不過肯定把他父母嚇了個半死。尤其是吉文斯先生年紀這么大，心臟又不好。他把他們鎖在房子里，切斷電話線，說如果他們不給他想要的東西，他就不會走。但要命的是，他根本不說他到底要些什么。有一次他說是他的出生證明，于是老兩口趕緊把家里的文書證件翻了個底朝天，終于找到了這東西給了他，結果他接過來以后一把就撕成了碎片。剩下來的時間他就在屋子里踱步，不停地說話——我估計滿嘴胡言亂語，然后見什么砸什么，家具，墻上的畫，碗碗碟碟，一切東西。就在這期間馬克里迪太太上門來干活，也被他關了起來，正是因為這樣她才知道了這么多內情。我想她在那里被關了大約十個小時，后來找到機會從車庫溜了出來。然后她給警察局打了電話，警察來了并且把他押送到格林納克斯。”
“上帝啊，”愛波說，“竟然驚動了警察局，這太難堪了。”所有人嚴肅地搖搖頭表示認同。
只有謝普對清潔女工表示懷疑：“不管怎么樣，這些會不會只是道聽途說——”但其他三個人顯然相信了這個故事，并試圖讓他的想法看上去很糟。無論是否道聽途說，但確實聽起來像那么回事。
愛波指出，現在看來，難怪最近吉文斯太太頻繁上他們家來，而且每次都沒什么明確目的。“確實很可笑，我總覺得她來是為了跟我要什么東西，或者是想告訴我們什么，但就是說不出口。你有沒有感覺到呢？”她把臉轉向了弗蘭克，不過沒有與他對上眼，也沒有加上一句“親愛的”甚至于“弗蘭克”，否則還可以給弗蘭克一點重歸于好的希望。他小聲地回答道，他猜想自己也有這感覺。“天啊，那她真是太可憐了，”愛波說，“她肯定特別想跟我們說這事，要么就是想弄清楚我們到底知道多少。”
米莉輕松愉快地從女性的角度來分析這件事情，當一個女人知道自己的獨生兒子精神出現問題，她會是怎樣的心情呢？謝普挪動椅子湊到弗蘭克身邊，像是有意在避開兩位女士，他想跟弗蘭克從男人更關心的現實的角度來討論這件事情。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州警到底有沒有權力用強制手段把一個人關進瘋人院里？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未免太兒戲了吧？
弗蘭克意識到如果讓談話按現在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這個話題所帶來的興奮感很快就會消散。這個夜晚的聚會就會變質成為一段無趣的時光，用來充塞郊區沉悶的生活。弗蘭克常常想象，那些唐納德森、文蓋斯和克雷默就是這樣打發時間的：女人們會相互交流衣著打扮和烹飪心得，男人和男人則正襟危坐在一起談論工作和汽車。弗蘭克很怕下一分鐘謝普就會問：“弗蘭克，工作怎么樣？”他問的時候總是一臉真誠，就好像還沒記住弗蘭克說了成千上萬遍的話：工作是他生活當中最無足輕重的東西，除了調侃諷刺，他根本提都不想去提。該是時間采取行動了。
他喝了一大口酒，上半身略略前傾，提高了音量讓大家都知道他正要發表演講。“你們發現了嗎，”他問，“這正是最貼合這個地方、這個時期的典型得如此美麗的故事，”一個男人在家門口跟州警干起來了，大吵大鬧、亂砸東西，而各家各戶仍在黃昏中自顧為他們的草地灑水，沉醉在電視帶來的無聊娛樂當中。一個女人瘋瘋癲癲的獨子突然闖進家門，帶著天知道的痛苦和罪惡感，而她依然還讓自己忙于社區的那些瑣事，忙著給鄰居一個笑臉和一紙盒的園藝植物。
“我想說的就是一個意思：沉淪。”弗蘭克宣告，“一個社會到底能沉淪到什么地步呢？我們這樣看吧，這個國家可能就是這個世界上最瘋狂最不可理喻的地方了，弗洛伊德那個老鬼再也找不到比美國人更忠實的信徒。你們不覺得嗎？我們整個狗屁文化就是圍繞它而設置的。這是一種新的宗教，全部人心智和精神上的安撫奶嘴。但即便如此，看看當真有人燒壞了腦子會發生什么事情吧。趕緊打電話給警察，在鄰居發現以前，把他帶走，把他關起來，眼不見為凈。當發生問題需要解決之際，我們還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紀，就好像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達成了一個共識：大家都生活在自我欺騙當中吧。讓現實見鬼去吧！我們只要那些可愛的彎彎的小路，那些被漆成了白色、粉色或是淡藍色的可愛小屋。讓我們成為好的消費者并高唱‘當我們同在一起’，我們要把孩子浸泡在泛濫虛偽的情感中來撫養長大——爸爸是一個優秀的男人，因為他掙錢養家；媽媽是一個優秀的女人，因為她這么多年一直跟隨著爸爸不離不棄。而萬一現實不小心露出了真面目，朝我們噓聲一片，我們就低頭去忙手里的事情，假裝什么都沒有發生過。”
一般情況下，弗蘭克這樣的爆發都會得到所有人一致的贊許，至少米莉會驚嘆：“嗯，你說得真是太對了。”然而這次沒什么效果。三個人很有禮貌地傾聽著，當他停下來的時候，他們露出了終于稍許解脫的表情，就像一群剛剛聽完老師講課的小學生。
弗蘭克只好站起身來收拾杯子，然后躲進了廚房。他煩躁地開啟、關閉冰柜，發出很大聲響。廚房黑色的玻璃窗上生動地反映出他的臉：圓而虛弱。他憎恨地盯著自己的影像。這個時候他想起了一件讓他震驚的事情，這一想法似乎是緊跟那張受驚的臉出現，而非先它一步，讓他充滿一股反諷的正義感。玻璃窗里的面孔再次像是在預言，而不是反映他的情緒，映像已經從沮喪無助的臉孔變成一個理智的帶著苦澀的微笑。鏡子里的臉朝著他點了點頭。然后他讓自己忙著整理飲料，并著急地回到客人中間。他想起的那件事，無論意味著什么，至少是個話題。
“我剛剛想到了一件事情。”他宣布。全部人抬起頭來看著他。“明天是我的生日。”
“啊！”坎貝爾夫婦齊聲祝賀了他，聲音帶著倦意。
“明天我就滿三十歲了，你們能相信嗎？”
“是呀，我信。”謝普不以為然，他已經三十二歲了。米莉比他還要年長，已經三十四歲了。不過她倒是沒說什么，只是低下頭去把腿上的煙灰撣干凈。
“不，我的意思是，想到自己不再是二十幾歲的人是挺好笑的事，”弗蘭克重新在沙發上坐定。“這感覺像是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了，你們能明白吧。我是不知道。”他快要喝醉了，他已經醉了。下一分鐘他可能會說出更愚蠢的話來，并且一遍一遍地重復著。他了解自己。正因為他絕望地了解自己，所以說得更多了。
“生日啊生日，可笑的是每次你回頭去看去想的時候，它們會混在一起。不過我對其中一次記得特別清楚：我二十歲的生日。”那是戰爭的最后一個星期，他開始給他們講述那一天，或者是那一天的部分時間，他是怎么困守在機關槍和迫擊炮的轟炸中。頭腦中僅剩的一點清醒知道他為什么說這些：每次跟坎貝爾夫婦在一起出現無話可談的情況時，關于軍隊生活的幽默調侃總是可以拿出來救場。謝普對這個話題最感興趣；至于女人，或許會在不該笑的時候發笑，并且開玩笑地說她們不能理解男人的志趣和忠誠，但不可否認的是，每次她們在聽這些故事的時候，臉上都閃爍著對這種獨特經歷的浪漫幻想。在弗蘭克記憶中，軍隊的故事曾經營造出他們友情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個晚上。那一天已經凌晨三點了，他講得興起，和謝普一起唱起了軍歌。在笑聲和汗水和妻子們帶著睡意的仰慕中，他們在咖啡桌上敲打出操兵的節奏，大聲唱了出來：
哦——
喂，嘿，全能的上帝
知不知道我們是誰
哇，哈，告訴你吧
我們就是勇敢的步兵！
所以他再次調出自己的記憶，并小心地組織用詞，適時地插入一些自我嘲弄的段子來讓敘述更加精彩。這已經形成了多年以來他講述從軍事跡的風格。“于是我捅了捅趴在我身邊的戰友問道：‘喂，今天是幾號？’”一直說到這句他才覺得不自在，但已經收不住了，只得硬著頭皮把剩下的話說完：“這時候我才弄清楚這一天竟然是我的生日。”他剛想起，原來他已經跟坎貝爾夫婦講過同樣的故事，用差不多同樣的語言。他還想起，這肯定是在一年前，他馬上要過二十九歲生日時說的。
坎貝爾夫婦禮貌地笑了幾聲，然后謝普盡量不露痕跡地看看手表。最難受的是——這即使不是他這一生，至少也是這一星期最難受的時刻——愛波看著他的眼神。她從沒試過這么憐憫、厭倦地看著他。
當他一個人睡在臥室里，這個眼神整晚困擾著他；當第二天早晨他喝著咖啡，然后爬上窄小的舊福特去趕火車，這個眼神在腦海里縈繞；當他乘著火車去上班，這個眼神依然陰魂不散。他是其中最年輕最健康的乘客之一，但他坐在那里就像經受著一場非常緩慢的、毫無痛苦的死亡。就在這一瞬間，他感覺自己已經步入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