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勸學
    譚延闿自然能夠看出弗林斯的想法，他非常“厚道”的告訴弗林斯：“這種新型步槍和其各種應用技術現在已經在德國取得了專利，不僅僅是德國，英法等國他也注冊了專利。世界上不僅僅有一家武器制造公司，我之所以對貴廠這么看重源自于我對貴廠創始人的尊敬，希望貴廠能夠慎重考慮，我很期待你們的最后答復。當然我的期待也是非常有限度的，考慮到中德兩國遙遠的距離，我可以等上一年的時間，這份圖紙你們兩人可以帶回德國，也許它可以幫助你們來說服你們的老板……”
    弗林斯聽后也只得放棄了自己的努力，他不明白眼前這個中國少年為什么對自己所設計的槍械會有這么大的信心，畢竟自己的開價已經不低了。盡管他的對手譚延闿開價看上去比他還要低上一些——每生產一支新型步槍將會有三馬克的專利使用費，另外附加幫助他在中國建立一家生產無煙火yao的工廠和一家能夠生產新型步槍的工廠，在生產機械上給予一定的優惠。
    不過弗林斯通過施密特的介紹后明白，這種新型步槍將會徹底取代他們正在生產的1888式步槍成為德國軍方的重要陸軍裝備，自己開出的二十萬馬克的買斷價格看似不低，但是德國陸軍有多少，每人一支這樣的步槍，每支三馬克下來想要超過自己的二十萬馬克絲毫沒有懸念，不過這樣對毛瑟武器制造廠也有一定的好處——畢竟這個時代的毛瑟工廠實力還并不是很強大，一次性掏出二十萬馬克也是有一定困難的，這已經是老板授權給自己的最高價格了。
    弗林斯非常贊賞譚延闿的商業嗅覺，就是換作自己要是清楚這種步槍的價值，他也不會接受二十萬馬克的，更何況這個少年還是中國閩浙總督三公子，家中未必會缺少這二十萬馬克，這樣也就可以非常理解為什么還要有附加條件了，那兩個工廠肯定是有政治上的目的的。不過生意歸生意，這些事情施密特并不在乎，畢竟在這個時代，“技術壟斷”這個概念還沒有出現，而且就現在的科學技術水平而言，技術保密固然很重要，但還沒有提高到后世的高度，列強國家為中國和日本所制造的大型軍艦就可以看得出來，在技術上列強國家還沒有像后世西方國家進行技術封鎖。
    在福州待了半個月的弗林斯和施密特只能夠遺憾的離開了，不過他們帶走了譚延闿的圖紙和承諾，盡管沒有達成任何協定，但是譚延闿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對于毛瑟武器制造廠來說，這種步槍無疑是志在必得的——除了每支三馬克的專利使用費稍微有些高之外，其余兩個附加條件在毛瑟看來并不是什么問題，而恰恰這才是譚延闿最需要的。
    想要為自己的祖國做些事情，在現在看來就必須搞洋務，在這個時代除了鴉片只有洋務產業的利潤最為豐厚，而軍工產業其特殊性不可能是由個人來操辦，必須依附于某個大臣來做，而此時李鴻章和張之洞是最佳的選擇，兩個人都有這個實力來做這種事。譚延闿的身份來做這件事是非常有利的——他本身便是閩浙總督的三公子，不用依附于李鴻章和張之洞，緊靠譚鐘麟就可以來做成這件事。
    譚延闿堅信毛瑟武器制造廠肯定會答應他的開價，即使在專利費用上再次做出讓步，只要能夠得到無煙火yao和能夠制造九八式步槍的機械設備就算達到自己的目標。雖然他有閩浙總督的牌子，但是他依舊不準備自己來做這件事，他選擇和國內的強力政治勢力進行結盟來開辦軍工產業，這就必須從李鴻章和張之洞之間做出選擇。
    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張之洞和李鴻章是對冤家，雖然他知道現在張之洞在湖北大辦洋務實業，其中鋼鐵廠在數年之后由于虧損嚴重最終轉讓給了盛宣懷，而盛宣懷和李鴻章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這件交易中李鴻章和張之洞是怎么想的，缺少歷史知識的他并不清楚，但是他知道現在這兩個人都不是好惹的，得罪哪個對自己都沒有好處。不過好在槍械重要的是技術上的，李鴻章手中有完備的軍工生產設備，張之洞那里也在加緊建設后世鼎鼎大名的湖北槍炮廠，也就是漢陽造的老家，過不了多久兩家都可以生產盒子炮和九八式，當然他們還需要為此采購新式的機械加工設備才可以。
    為難就為難在無煙火yao選擇誰來合作，最終譚延闿選擇了張之洞——李鴻章的好運快要到頭了，甲午戰爭摧毀了北洋軍事力量，這是李鴻章得以立足清朝政治的根本，他本人也因為簽訂馬關條約在國內變得聲名狼藉，和他走得太近難免要遭受池魚之殃。譚延闿不敢跟李鴻章劃清界限對著干，但是也不能夠走得太過親近，得罪了張之洞對他的未來也沒有什么好處——人家可是湖廣總督，自己的老家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吶！
    出于兩邊都不得罪的心理，譚延闿把盒子炮和九八式步槍的設計圖分別交給了李鴻章和張之洞，不過這兩種槍械所發射的子彈都是無煙火yao，他們可以造槍，但是子彈卻要從國外進口，要想徹底解決問題還是要等毛瑟武器制造廠的答復，這點他也在給兩人的信中都作了說明。他雖然選擇和張之洞進行無煙火yao的合作，但是李鴻章要想自己干他也沒有攔著，李鴻章自己去琢磨怎么弄到無煙火yao的生產設備和技術吧。
    1892年，譚延闿就這么轟轟烈烈的走過，當然按照中國傳統的紀年方式，光緒十八年還要等兩個月才算過去。他知道這個時代的中國備受欺凌，所以他也沒有想著出去看看，除了戒毒所、總督府侍衛訓練營之外，他很少走出總督府。不過在福州城、閩浙兩省、他的家鄉湖南、甚至是全國來說，知道譚延闿名字的人并不少，由于戒毒丸的因素使得他能夠以十五歲的年齡聞名全國，甚至慈禧太后都在宮中稱贊譚鐘麟生了好兒子，是大清未來的棟梁之才，這是他所從未想過的。
    對譚延闿最滿意的人莫過于他的父親譚鐘麟，兒子在學術上日益精進，頗得老師的稱贊，書法文章已經有了自己的風格。雖然譚延闿辦了許多事，但是他卻很少出總督府，也不和外面的閑人交往，這正合了譚鐘麟的心意，可以說兒子中規中矩一切都在按照他所期望的那樣發展，甚至發展的程度已經超乎了他的想象，也使得他認為家族中終于有個能夠頂大梁的后人出現了。
    “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內志士，發憤扼腕。于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于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愈，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十二篇，以告閩浙之士。海內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
    這一天是光緒十八年臘月初三，譚延闿終于完成了他的大作《勸學篇》十二篇，毫無疑問，這是他的盜版加原創——盜版了歷史上張之洞的《勸學篇》，雖是盜版，但是這也是譚延闿的原創——他只知道歷史上張之洞的《勸學篇》一共二十四篇，中心思想便是“中體西用”，除了這兩樣是盜版之外，《勸學篇》的內容可是實打實的原創，這也拜馮文郁附身前的譚延闿學術功底扎實，再加上附身之后譚延闿的記憶力和理解能力大增，有了馮文郁的見識和對后世歷史的知識，寫出這十二篇《勸學篇》也沒有太大的難度。
    “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情無志，空言元用，孤陋不通，做很不改，坐使國家顛，圣教滅絕，則雖弟佗其冠，衶其辭，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詈之，日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好！好！好！”譚鐘麟手中拿著書稿邊讀邊稱贊道。
    雖然譚延闿有很多事情，但是譚鐘麟對于他的學問一直都沒有放松，每隔幾天都要親自來考問兒子的學問，兒子該交的文稿一樣不少，所聯系的字帖數量更不能少。如果讓譚鐘麟還有些不太滿意的便是兒子的詩詞水平沒有明顯的提高，做出來的詩詞還是原來的老樣子，不過想到自己兒子的年齡，他也就釋懷了。不過今天在他來照例來考問譚延闿學問的時候，沒有想到兒子居然給他交上來一份厚厚的書稿——《勸學篇》，這實在是讓他太震驚了，急急打開翻看后，他對《勸學篇》非常稱贊，對于兒子更是大加贊賞，弄得旁邊的幾個兄弟臉上都有些慚愧了，至于那些“長輩”更是一臉陰云。
    譚延闿以“庶出”的身份憑借著其聰明才智漸漸獲得了譚鐘麟的贊賞，直到現在譚鐘麟的表現越來越顯示出想把這一族之長傳給譚延闿，這些都是“長輩”們看在眼中的。不過他們對此也沒有任何辦法，畢竟老三的作為他們也是看在眼中的，再看看自己的兒子，這人比人真是氣死人！
    “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未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中西學問本自互有得失，為華人計，宜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
    為了能夠讓自己的《勸學篇》得到這個時代的讀書人和有識者的認可，譚延闿在文中非常保守的評價了中西學術體系，明確規定一般意義上的中西之學的主輔、體用關系，強調中學高于西學，大于西學，“包羅”西學，而且還特意點明“西學中源”的奧義：“西學”之種種優長，無非是“中學”固有而“失傳”者，今日不過“還之”老家而已。在譚延闿自己看來這一番辯證，活脫脫顯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對待西方近現代文明成果那種既排斥、又汲納，既懷歆羨之情，又抱虛驕之態的矛盾狀況，而這正是還沒有放棄“華夏中心主義”的“中體西用”論者的共同心態。
    首先是“接納”，這樣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求同存異”，雖然這具身體是譚延闿的，但是思想卻是馮文郁的，馮文郁的性格主導了這具軀體。相對于“急風暴雨”的做法，譚延闿更喜歡“和風細雨”、“無聲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策略，盡管這本書稿中的一些話語說出來連譚延闿自己都覺得有些惡心，但是沒有關系，只要能夠被這個時代大多數人接受，尤其是能夠被晚清的統治高層所接受，這對他而言就足夠了。
    北洋艦隊雖然沒有一艘艦船是中國自己制造的，但是憑借著其規模站穩了“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位置。譚延闿知道在甲午戰爭前這段時間，不要說日本，就是西方眾多列強看在北洋水師的面子上，對中國還是有點戒備的，在這個時期暴力來解決中國問題是非常不明智的，這不僅是對外還是對內都是如此，更何況譚延闿壓根就沒有“革命思想”，想要為這片土地做些什么，在他看來唯一的便是做些實業——在這個時候就是另外一個比較“時髦”的詞匯——“洋務”。
    譚延闿寫出《勸學篇》其實就是為“洋務”張目的，其中也隱隱體現出了一絲“變法”的味道。對于晚清的政治，通過譚鐘麟的灌輸，現在的譚延闿對此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雖然不能像后世的教科書中“洋務派”和“清流派”分得那么清楚，但是也可以這么做區分。《勸學篇》不僅是為洋務派說話，更多的是在理論上為發展“洋務”從經史典籍中找到儒家理論的根據，最大限度的讓所有人都能夠接受這一觀點，能夠讓有志開展洋務的開明官員在輿論上少點政治風險。
    “咸豐十一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寫到：‘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可能便是‘中體西用’最早的說法了。組安，你這《勸學篇》對‘中體西用’闡述的最為清楚，不過這本書你不能夠在這個時候刊印！”譚鐘麟捋著胡子笑著慢慢說道。
    “父親，這是為何？！”譚延闿恭敬的問道。
    譚鐘麟擺擺手，將廳堂內的其他人都給支了出去，譚延闿的“長輩”和兄弟們盡管有些不愿意，但是面對老頭子在這個大家族中的權威，不得不退了下去。譚鐘麟對于事情分得極為清楚，哪些事情可以公開談，哪些事情只能夠獨自對談，即便是面對家人也不例外，這是他治家為官一直所尊崇的。譚延闿的幾個兄弟在譚鐘麟眼中并沒有什么“嫡出”、“庶出”的區別，每一個兒子都得到同樣的教育，他都給予同樣的機會來鍛煉，不過能不能做好就看他們個人的本事了。譚延闿在他們兄弟之間脫穎而出，在政事上處理能力也遠超他的兄弟，這憑得是本事，沒有什么偏袒之說。
    譚鐘麟宦海浮沉數十年，盡管他的仕途在一般人眼中是極為順利，羨慕也好、嫉妒也罷，這全是靠他自己本事打拼下來的。為官數十年他比誰都知道官場的殘酷，自己的兒子如果有本事他可以培養提拔，但是若是本事不夠，那也沒有什么好說的，就只有在家中做個富家翁就可以了，連捐官都不可以，否則官場險惡，難保不會站錯隊伍連累整個家族一起受難。
    也許譚鐘麟的這種思想非常走極端，但是從出身貧苦舊知識分子之家一步步走上封疆大吏之路，這其中的艱辛告訴他——只有最優秀的人才可以走上為官之路！譚鐘麟走到今天也認為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剩下來就是守成，至于開拓未來則是自己的兒孫輩的事情了，他自己也是知進退的達人，作為一個儒家學者，他對此并不勉強，也沒有什么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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