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四月，雒陽城的人都在討論著帝國的農業問題，上至公卿，下至百姓，就連那些識字的女子婦人也通過報紙在家中和丈夫兄弟子侄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有的時候改變一個帝國，往往是從人們最不經意的地方開始，對于帝國的官僚們來說，自從報紙這種宣傳載體開始風行以后，曾經被他們認為屬于廟堂和才智之士的政治居然就那樣走近了尋常百姓，而天子每逢有重要的政務決定或是法令律例修改除了正式的公文和詔書以外，也通過報紙向百姓征詢意見，同時借著報紙傾聽民間的聲音，以作為施政的參考。
    現在南宮官署里的帝國官僚們都會提前小半個時辰前往，利用這段時間看完大漢和帝國這兩份報紙，尤其是兩份報紙里開辟的關于民間情況的特別板塊。
    而對于地方官吏來說，從雒陽報社來的那些什么訪員是相當麻煩的一群人，他們雖然不隸屬帝國的監察機構，可是卻比那些御史更加難對付，因為這些人完全是在本地住下來，專門負責采集風土人情和記錄一切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事情，然后大約每隔一個月便發回雒陽，以供自己所屬的報社選用。
    最讓某些地方官吏們忌憚的是，目前雒陽有能力向各地派遣訪員的報社全都是屬于天子的報社，雖然那些訪員沒有官職在身。可是卻讓他們寢食難安，要知道這些人比那些御史更無孔不入。而且喜歡行走于市井街道或是鄉村民間，不管什么道聽途說地消息只要他們感興趣，就會進行查證，到目前為止中原不少地方有官吏和豪強便在他們手上栽了跟頭。
    窮不與富斗，民不與官斗；這是帝國自古以來的傳統，尤其是郡縣以下地鄉里亭村等地方上豪強橫行和官吏不法的事情最多，但是帝國很難將監察力量延伸到那么具體。就算是劉宏整頓吏治，也只是主抓郡縣級別的官僚，然后讓他們負責地方上吏治澄清，雖然說這幾年吏治比起以前要好得多，可是對劉宏來說，這還遠遠不夠，但是增加御史數目。會對帝國財政造成重壓，而報紙則是這個時代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一道監察體系，首先那些報社的訪員并不屬于官僚系統，不會給財政造成負擔，而且為了獲取名利，他們對于揭露地方上不法的事情只會比御史更加起勁。
    作為曾經地歷史學者，對于宋朝的冗官狀況。劉宏自然也是了然于胸，自從隋朝創建科舉制度，到宋朝完全成熟。原本自魏晉時代開始主掌中國政治長達六百余年的門閥政治便退出了歷史舞臺，但科舉制度固然讓中國政治走向了真正的文人官僚體系，讓皇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穩固，可是也帶來了一個無法避免的后果，那就是官僚體系的膨脹，自唐朝開始，人們談及王朝地衰敗總會提到土地兼并，可是土地兼并真正對帝國造成危害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者都是擁有免稅特權的官僚，土地被兼并本來未必是件壞事。可是被兼并的土地不用再交稅賦就是損害帝國根基的大害。
    從唐朝開始。科舉制度使得擁有官員資格的人數飛快地增長，可是卻沒有相應的實際官職授予。最后只能導致帝國平白無故地養了一群擁有閑散官職地官員，或許他們的官俸不高，可是他們擁有免稅的特權，當越來越多地土地不用交稅，王朝就只能提高稅率來應付財政危機，于是大批自耕農不可避免的破產，托庇于官僚地主名下逃稅，形成惡性循環。以宋朝為例，其優待讀書人的政策導致了科舉泛濫，最后國家養活了巨大的閑散官職人員，他們消耗著帝國巨大的財富，而劉宏曾經所處的時代也一樣，國家同樣擁有龐大而且冗沉的官僚和公務員系統，只不過前者是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經濟體，經濟總量占全世界近百分之八十，而后者則處于新時代，巨大的生產力技術進步足以支撐這一體系。
    對于劉宏來說，他并不認為龐大地官僚系統就是錯，如果宋朝擁有后世地制度和政府體系用來參考，那么那些冗官就可以利用起來，而不是單純養一群寄生蟲。
    當然擺在劉宏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普及科舉制度以前，必須改變儒家傳統里那種官本位地陋習，以他曾經所處的時代而言，中國無疑處在了時間長河中縱向比較的最高峰，可是一旦進行橫向比較的話，中國卻遠不如過去的王朝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和所占的經濟總量，而究其根本，就是官本位哲學帶給中國人的根深蒂固的權力意識，所以在那個時代，成為公務員和官僚才是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沒有多少人會說我想成為科學家，我想成為技術人員，雖然這或許對很多人來說并不是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得益于龐大的人口基數，總是會有人去成為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可是所占總人口的比例實在太小，而對劉宏而言在那樣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科技才是強國的根本，錢并不是萬能的，至少買不到對手的核心技術，只有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執掌財閥時，從來不屑去和外國企業合作，因為那無異于與虎謀皮，他看過太多的同行載到在合資合作的陷阱里。
    權力意識，這是一劑腐蝕人心的毒藥，劉宏太了解那種官本位哲學風氣盛行的可怕之處，中國人長于內斗，便可以說是因為這樣而來。當一個國家上下，人人都想著做官，又有誰會去重視科技和民生，最后都沉溺于勾心斗角和陰謀中去了。
    在劉宏眼中，權力并不等于實力，打個比方來說，你可以命令別人去做某件事，這是權力，而能做成那件事則是實力，如果沒有實力，即使你有再大的權力也沒用，而劉宏要培養的正是整個帝國人民的實力意識，為此他制定了整個一攬子的計劃，諸如改變學術風氣，提倡科技等等只是前期的準備而已。
    而加強對官僚的監督則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劉宏并不反對官僚擁有特權，如果官僚沒有特權以及帶來的好處，誰愿意做官，畢竟道德高尚和才能出眾并重的人只是少數，大多數人做官也只是奔著利祿而來，但是他們不能濫用特權，而整個社會的風氣也不能變得只以做官作為評價一個人的標準，隋唐開始的科舉制，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真正深入人心，而隨著紙張和書籍的普及，窮文富武也變成了一種社會現象，越是窮就越是想讓自己的孩子讀書做官，擺脫窮困的命運，這種畸形的價值觀導致了自漢朝以后，每個王朝都是初期強盛，打得外族跟狗一樣，而到了王朝末期，則被外族打得像狗一樣。
    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才是應該被樹立的風氣，所以劉宏在將報紙引入帝國的政治體系后，向各地派遣訪員，同時為他們開出了豐厚的名利賞賜，讓他們去監督地方上的官僚，配合帝國的監察系統，樹立新的官風，雖然這將是一個無比漫長的過程，可總好過什么都不做，或者只是搞個看似完美實則無用的制度要好得多。
    另外，這些報社的訪員也都是讀書人，對劉宏來說，普及教育是件勢在必行的事情，扭轉學風，提倡科技，開發出各種后世逐漸出現的機構和技術產品，本意就是為日后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創造施展才華的舞臺，可以說劉宏手中的帝國此時就像一張潔凈的白紙，它沒有以后那些王朝背負的沉重枷鎖，這個時代的大漢，依然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先秦以來的剛強質樸，更是處在一個轉變時期。
    只有扭轉官本位的風氣，那么教育普及才能帶來生產和技術的飛速進步，只有大批的讀書人去從事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只有社會的風氣變得尊重學者，人們信奉實力意識而非權力意識，帝國才是真正的君臨天下，否則的話即使打敗北方的游牧民族，打敗安息，打敗貴霜，打敗羅馬，劉宏依然認為自己是失敗的。
    中國所有的王朝里，劉宏認為只有大漢才是唯一配得上帝國二字的王朝，國恒以弱滅，獨漢以強亡，也許劉宏一開始只是把執掌帝國當成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可是隨著他成為這個帝國的皇帝，他的心態也悄然發生著變化，他要讓大漢成為亙古以來唯一的帝國，他要為帝國打下征服世界的根基，他希望千百年以后，這個星球上所有的人都自稱漢人。
    劉宏無疑是瘋狂的，可他同時又是冷靜的，他不認為自己是在妄想，因為他確信自己能做到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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