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人性、深入洞察人性的復雜，甚至讓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與其說是文學作品，不如說是反理性宣言的小說《地下室手記》。小說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地下室人”絮絮叨叨的宣言，第二個部分是主人公以自身現實生活中的案例為第一個部分做注解。

宣言的核心內容就是否定鐵一般的定律“二乘二等于四”，即早已得到公認、無可辯駁的事實，主人公就是要撞破這道墻，哪怕頭破血流。展開來說，是主人公激情洋溢的自問自答：“請問諸位，是誰第一個聲明，是誰第一個宣稱，說一個人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才去做壞事的；還說，如果啟發他，讓他發現自己真正的、正常的利益，他便會立即停止干壞事，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善良而高尚的人；因為，一旦受到啟發，知道了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他就會在善行之中發現自己的利益，而眾所周知，誰也不會明知故犯地違背自己的利益而行動，于是，可以說他就會必然地開始行善啦？哦，幼稚的人哪！……有史以來的這幾千年里，究竟何時人只為自己的利益才行動呢？……人們明知利害，也就是說，他們完全清楚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卻將這些利益放在次要位置，而奔向另一條道路，去冒險，去撞大運，沒有任何人、任何東西在強迫他們這樣做，他們似乎只是不愿去走已然指明的道路，而是頑固地、任性地要闖出另一條艱難的、荒謬的路……”

就像小說主人公的現身說法一樣，他明明早就清楚與從前的同學聚會必將蒙受“恥辱”，可為什么還一定要去呢，而且是在打腫臉充胖子的前提下？他的內心明明對妓女麗莎懷有同情和憐憫，可激發出對方人的感受之后為什么要殘酷地侮辱她呢？或者用主人公自己的話說：“偏偏是在我最清楚地意識到完全不該去做的時候，這是為什么呢？我越是意識到善和所有這一切‘美與崇高’，便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潭，越是難以自拔。”導致這一切的有人性中非理性元素在作祟，同時與感覺自尊受辱，或是前面提到過的面子受傷的人病態的自我確定也有著密切的聯系。

在“環境決定論”“靴子比莎士比亞和普希金更崇高”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盛行的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反理性主義小說《地下室手記》回擊了當時自以為是、自信滿滿地認為改造環境可以讓人變得更好的論調，在作家看來，認識人的奧秘、改造人本身才是第一位的，而環境只是對人的行為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已，甚至二者之間往往沒有任何關系。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大量創作中以及《作家日記》中展現了各色人等無數的用理性無法解釋的非理性行為，對于其所處時代流行的所謂“現代法庭”上律師巧舌如簧地把犯罪全都歸咎于環境予以了質疑。

《罪與罰》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大學同學拉祖米欣的質問最有代表性：一個名利雙收、志得意滿的四十多歲的老爺誘奸一個幼女，是環境讓他這樣做的嗎？這是人性使然。人心的“地下室”幽暗、骯臟、深不可測，與此同時，這漆黑一團的骯臟中又時時閃現出美與善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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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窮人》《雙重人格》《賭徒》《地下室手記》中清晰地勾勒了他的創作“圓心”——探索人的奧秘。綜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可以說，作家傾其一生都在努力完成自己在少年時期設定的任務。

趙桂蓮

二〇二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