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外不是人的王知府自費一千二百兩，送走了楊昆和遼東人回武昌。
    這事如何申詳上憲，還得仔細斟酌，找來刑名師爺反復商量，他自己動筆擬了稿子，改了再改，把整個事發經過以及后續處理都詳細寫明白，說鬧事之人都已拿到，聽候發落。
    但是并沒有提到起因是停考一節，又把武童鬧事，拆毀府衙大堂的情形，寫得輕了些。
    坐等消息的時候，王賢傳了武學教官到府訓話，告訴他們商人已去，前頭武考未曾考完，定下后天接著考下去，命他們曉諭各地考童。
    誰知到了考試的那一天，來赴考的寥寥無幾，其中一半是盤纏用盡了，不得不返回家去，永順府都是山地，往來通知極為不方便，兩天的時間哪里夠用？
    另一半自然是參與鬧事的，唯恐知府大人借考試為名，張網捉拿他們，故此畏罪不敢露面。
    對此王知府無可奈何，今年只能草草完事，讓所有人都過了關。
    而那些鄉紳又陸續來催問了好幾次，躲無可躲的王賢遂推誠布公的當面說道：“此事已經了稟明上司，必須聽候發落，本官無法做主。不過本官承諾拿到的人，但有一線可以開脫他們的地方，我一定竭力替他們開脫。還有大量武童聚眾以及打壞大堂的那些事，都已經隱瞞了下來。”
    那些鄉紳壓根不感激他，面上錦里藏針的說道：“府尊體恤我們百姓，誠屬地方之福，但這事實實在在是因停考而起。”
    “唉！”
    王賢長嘆一聲，當初怎么就沒先考完試，再應付遼東人呢？
    此后有些忠厚的鄉紳，也不再來纏繞他。
    也有幾個奸猾之徒或被關押的親屬，不耐煩等待，偷偷擬好了狀子。
    跑到武昌上控去了。
    且說軍中籠統的可分為新派和老派，勛貴中亦有靖難系和開國系之分。
    而官場上有傳統的南黨和北黨，似乎徐灝穿越的時間點冥冥中自有天意，經過朱元璋一輪又一輪的橫掃官場，開國以來的文官保守勢力幾乎都不成為勢力，可以說朱元璋治下的官場，基本沒有所謂派系。
    再經過靖難之役，方孝孺齊泰等資歷深厚，名望甚大的大臣遭到了重創。
    官員們猶如一盤散沙，堪稱是明朝文官最沒有話語權的一個時期，為徐灝默默推動很多事提供了絕佳方便，即使沒有東廠和錦衣衛，也很少遇到整個官場的刁難。
    再來明初的風氣相對開明，官員們樂于接受新鮮事物，程朱理學還沒有形成氣候，八股也沒有根深蒂固，比如報紙，比如新式學堂反而受到了歡迎。
    因報紙為眾多讀書人提供了了解國策和地方消息匯集的平臺，新式學校也能更多的教化年輕人，沒有觸及到基本國策。
    就連纏足也是盡可能的靠輿論宣傳。
    用各種方式提出反對和批評，沒有一刀切的下旨全面禁止。
    徐灝謹記著治大國如烹小鮮這句話，沒有內閣和眾多官員們的擁護，他絕對不會強行推動某一項革新，從而把自己推到了官場的對立面，看似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無畏，實則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即使要和某些大臣打擂臺，也得盡可能的尋找政治盟友。
    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參與到任何國策中。
    即使要做什么事，也是先和楊士奇解縉等人溝通。
    再說服朱高熾，往往妙就妙在這個時間點上。
    也妙就妙在此乃沒有朱元璋和朱棣兩位大佬的大明朝，皇權不知不覺中在縮減，文官的勢力還沒有穩固，藩王被集體壓制，宦官仍然是帝王家的奴才，只要不違背大明律，沒有閹黨把持朝政，與文人保持親善，則幾乎做什么事都可以，只要有足夠光明正大的理由。
    如果是采取高壓治國的清朝，寫首詩都會滅家的時代，恰好趕在了前期，那還是老老實實地的做小地主吧，若是有幸穿越到風起云涌的清末民初，也不要光想著實業救國，干脆造反來的簡單有效些。
    徐灝推崇格物致知之道眾所皆知，注重發展商業振興經濟，憑借火槍火炮和炮艦的事實，說起話來也有底氣，推出了標點符號和阿拉伯數字，重視白話文的寫作，重視書籍的印刷和推廣，重視醫學衛生，重視各行各業，重視民間疾苦，重視專向人才，重視航海貿易，屢次說過明朝的識字率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強盛進步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話題，必然會有一些官員或主動或被動的受到感染。
    俗話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想替百姓做些事的官員還是很多的。
    報紙上經常刊登每年各省各府縣的統計數字，即使統計的不算科學細致，但比如蘇杭一帶的經濟規模遠超其余省份是顯而易見的，兩湖兩廣等而次之，其中近幾年遼東和山東沿海以及松江府異軍突起，就算沒有撼動傳統的富庶地區，也已經比云南貴州等偏遠省份強出許多。
    所以衡量一位官員又多了一條標準，對于治下的經濟是否起到了提升的作用，以前這也是考核官員的主要依據，治下民不聊生或是百業昌盛，如今多了更加顯淺易懂的統計數字，由此應運而生的專門行業，即真正的專業文職官吏。
    武昌的布政使傅大人，就是極為講究經濟的，這或許和他出身商賈之家有關系，很推崇經濟能夠帶動民生這句話，他專門研究過遼東，不依靠田稅人頭稅等的情況下，憑借海外貿易和工廠作坊以及采礦業，即能收取足夠的稅銀修橋修路，養活兵士，購買糧食，從必須得到朝廷各方面的供養到逐漸自食其力，這對他的觸動非常大。
    他聽了楊昆和遼東人的牢騷，見本地百姓如此頑固，永順府除了山還是山，不開礦的話，怕是一萬年也不會有什么變化，這該怎么辦？
    左參議說道：“下官從前在那府里。也做過一任知縣，地方上的百姓，確實極其頑固不化。那時下官要修路。遇到了許多阻力，一面開導他們。一面碰著有不遵教化的，就拿他來重重的辦了兩個，做了一個榜樣，后來百姓都不敢怎么樣了，把路修到了大山里，沿途百姓都得到了實惠，再修路反而方方面面全都大力支持。”
    傅大人說道：“是啊！我想要辦一樁事情，總得先立一個威。好叫百姓有個懼怕，雖難聽也沒有法子，朝中說民智未開就是這個道理，絕大多數百姓連大字都不識一個，單靠解釋是沒有用的，必須恩威并濟，所以自然而然會跟著我們到這條路上去。不然，現在朝廷交代辦理的事情又多，百姓動不動的聚眾挾制官員，開了這個風氣。還了得？我看王知府這個官有點做不來，不如暫時請他回省，這個缺就請老哥去辛苦一趟。”
    左參政是從四品。
    而知府是正四品，這位官員名叫李登，是被彈劾行為不檢沒有升官，降級進了布政使司，相當于后世市委書記被平調做個分管衛生教育的副省長，就等著退休了，參議沒有定員。
    能夠暫代知府自然再好不過了，李登頓時滿心歡喜，趕忙起身道謝。
    傅大人說道：“當然此事我還得與馬大人商議一下。如果他同意了，你先把永順的百姓整頓一番。此乃首要之務。”
    明朝的封疆大吏遠沒有清朝總督來的的位高權重，時下地方最高一級是承宣布政使司。
    采用正二品左右布政使以相互制衡，相當于省委書記和省長，負責治下的民政稅收。
    又有提刑按察使司的正三品按察使監督，分管一省之內的司法，有權拒絕布政使的干涉。
    都指揮使司的正二品都指揮使負責帶兵和防御，也有資格反對來自布政使司的命令。
    此外還有遍天下到處亂竄的十三道共一百一十個巡察御史，專門收集任何的風吹草動，以彈劾檢舉為己任。
    中央三法司和內閣六部對于下面的控制十分嚴格，加上眾多的藩王府，連皇帝都敢罵的六部給事中們，加上人數龐大的士族讀書人，所以做布政使還是相對很苦逼的。
    明朝中后期出現了官員間相互推諉的事情，或是面對大規模的百姓造反，朝廷便任命都御使或十三道御史擔任暫時的一省首腦，把權利集中在一人手中，便于應對，即巡撫！
    而巡撫是直屬于朝廷的，后來有些省形成了慣例，巡撫位于承宣布政使司之上，到了滿清則干脆設置了總督，到了民國稱為省長。
    大明皇帝們也很苦逼，朱元璋苦心廢除了延續兩千多年的丞相制，將相權歸于皇權之內，可也令皇帝的工作壓力倍增，他老人家一天可以批閱二百多斤的奏章，后代子孫卻沒那么勤奮和充沛旺盛的精力。
    內閣的誕生絕對是最牛逼的，時至今日被大多數國家所采用，即使都學習借鑒的英國內閣制，但不能否認明朝的創舉，包括最完善的文官科舉制。
    首先必須承認中國的疆域之遼闊，人口之眾多，情況之復雜，綜合治理的難度要遠超過歐洲諸國，明朝的行政體制是當世最為龐大，最為精細也最為復雜，在歐洲正處于黑暗中世紀的時候，中國已然建立了一套完整而實用的文官制度，相比英國十九世紀的文官制度革命，足足早了四百年。
    明朝還有一個獨創，是設立了都察院，不僅可以對帝王建言、勸諫、提出批評，還掌握著大明一十三省和各都司衙門等各級官員的彈劾與制裁大權。
    對皇帝本人的勸諫由通政司來完成，所以通政司也可以彈劾和規勸皇帝，甚至有權封存皇帝下發的詔書，并且皇帝不能由個人喜好隨意更換通政使。
    除了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明朝的政治體系中，官員相互牽制，相互監督，包括皇權在內的國家行政權力都不會出現惡性膨脹的現象。
    當然明朝還有著名的特務機構，明代宦官亂政也是明朝一大毒瘤，但必須承認，沒有任何一個帝王是死于太監之手的，哪怕權勢如日中天的劉瑾、魏忠賢、汪直等人，皇帝一聲令下即會瞬間灰飛煙滅。
    有人說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廠衛，不管是真是假，現在徐灝已經一手掐斷了東廠西廠，限制了錦衣衛的權利，再也不能無節制的濫捕官員，使得文武百官、百姓、軍隊不會再與皇帝離心離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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