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徐輝祖和方孝孺講述監察部職能之后已經過去三天了。或許是因為在這段時間里最惹人注意的事是太子的冊立吧，居然沒人為一字并肩王和監察部的事聒吵。
    昨天夜里香甜地睡了一個好覺，中午，又嘗了那位攤主“祖傳秘方”制作的牛肉、牛筋，再配上入口醇厚、鮮甜爽口的粟米黃酒，朱棣的心情大好。
    原本打算過幾日再和臣下討論吏治改革的問題，由于心情很好，于是提前派太監將相應官員宣召入宮。
    在等待的間隙，朱棣在御花園西側書房中倚窗而坐，批復奏折。
    不多時，黃儼便報告說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郁新、戶部侍郎夏元吉、文淵閣學士楊士奇、楊榮求見。宣見后，這五人便魚貫而入。
    與李至剛一樣，蹇義也比歷史上稍稍提前了一點時間擔任了尚書一職。然而與李至剛不同的是，李至剛在官場上驚險無比，隔個幾年就會到監獄小住一段時間，而且官還越來越小。蹇義卻久任吏部尚書，歷事五朝，死后追贈太師，謚“忠定”，真真正正的一帆風順。當然，如果按佛家的因果報應觀念來看，兩人的結局不同卻也說得過去。就做官而言，蹇義比李至剛的貢獻大得多。作為吏部尚書，蹇義在明初政治中曾起過重要作用，對典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頗有貢獻。
    看到郁新一大把年紀了還顫顫巍巍地磕頭，朱棣微覺不忍。
    “免禮，平身。郁尚書年紀大了，今后象這樣的情況就不必行這三叩九拜之禮了。”
    郁新到底還是將禮行完，然后費力地站起來。
    “此舉與禮制不合，臣萬萬不敢奉詔。”
    朱棣默然。
    朱棣準備重用夏元吉，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夏元吉比郁新更有才干，而是由于他玩足球經理那個游戲時養成的習慣如果能力同樣杰出，那么就更看重年輕的球員。原來的歷史上，郁新其實也將戶部管理得不錯，而且經常有很好的建議。只可惜郁新到底年紀大了，三年之后就會伸腿。另一個歷史時空的永樂皇帝聽聞郁新的死訊后還曾遺憾地感嘆說“郁新理邦賦十三年，量計出入，今誰可代者?”
    讓他免跪他居然還不領情，那就由他吧。
    這么想著，朱棣轉過頭向夏元吉和楊士奇問道：“役法改革的事，你們還有沒有什么疑問？”
    大概正等著這句話吧，朱棣的話音未落夏元吉便站了出來。
    “皇上，這些天來我和楊學士經常討論此事，覺得還有兩個疑問”
    看到其余人均是一臉不明所以的表情，朱棣做了個手勢打斷夏元吉的話。
    “將你們手上役法改革的內容給他們看一看，他們不知首尾，聽你說話象聽天書似的郁尚書，役法改革主要是戶部的事，朕擔心累著你了，所以預先和夏元吉、楊士奇草草討論了一番，你不要有什么心障。”
    郁新含含糊糊地咕噥了一段話，大意是在說多謝皇上體貼，但他現在身體還好，還是能夠承擔重擔的。
    朱棣一笑，接著說道：“愛卿老成謀國，又始終廉隅自持，朕已經在賢良祠為你留下了位子。愛卿曾經說過‘夏某才器，老夫誠不及，諸君亦能右乎’，愛聊的眼光朕自然是信得過的。可是維喆到底年輕，缺乏經驗，還需要愛卿這樣的老臣扶上馬送一程。所以，朕現在還不能放你回家養老，只是讓愛卿多受累了。”
    郁新滿是皺折的臉一下子就舒展開了，連忙謝恩謙遜。
    朱棣擺擺手，吩咐其他人先在一旁看役法改革的內容，然后對夏元吉說道：“你接著說。”
    “臣和楊學士討論后還有兩個疑問。一是人頭稅主稅只收一個銅錢，全國每年加起來總數也只不過五萬貫而已。既然數額不多，皇上何不開恩干脆取消這個稅種，直接將人頭稅附稅視為主稅？”
    “第二個疑問是關于浮動田賦的。皇上在這部分內容里寫了‘稅率累進制’五個字，臣和楊學士討論了很長時間，沒能猜出圣意所指。”
    聽完夏元吉的話，朱棣微微有些不好意思。
    這兩個疑問之中，其中第二個疑問其實夏元在之前的奏折中已經問過。只是那天朱棣長篇大論說了一通之后，將這個問題給忘了，解答完楊士奇的疑問，就直接宣布讓他們回去那種情況下，夏元吉自然不好追問。至于第一個問題，之前夏元吉和楊士奇均不曾提及，估計是他們研究討論之后新發現的疑問。
    朱棣解答道：“一個銅錢雖少，但它的含義卻不可輕視。凡繳納了人頭稅主稅的，即是朕的臣民。這個道理就好比藩國向大明進貢物品，其意義在于表明向大明臣服，貢品價值的多少反倒不是很重要。”
    “此外，在朕的計劃中，也不是所有人都只需要繳納一個銅幣的人頭稅主稅。大明疆域如此廣闊，‘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已經很麻煩了，連語言都沒有完全統一，有些地方隔個山頭就聽不懂山那邊的話，這怎么能行？！”
    “所以朕決定，日常講官話的臣民只需要繳納一個銅幣的人頭稅，平常不講官話的臣民，則繳納十個銅幣的人頭稅。這增加的九個銅說起來也是很多，但是對于官話的推廣肯定會有不小的幫助。要改變一個人的語言習慣很難，短期內大概不容易見到成效，但是有了這條政策，若干年后中華大地上必然會普及官話。”
    “為促進百姓使用官話的積極性，朕規定：凡某縣通過該項考核后，若鄰縣尚未通過核查，則該縣所減免的人頭稅由鄰縣分擔。此外，對鄰縣額外加征的人頭稅不必繳納國庫，而是作為獎勵給予通過考核之縣的教諭。”
    吏部尚書蹇義雖然在看役法改革的內容，但耳朵也沒閑著。聽到這里，蹇義小心翼翼地進諫道：“皇上，要鑒定每一個百姓平日是否說官話似乎太過困難。”
    朱棣瞥了蹇義一眼。
    “一個一個地鑒定自然是不成的，就以縣為單位。由縣學的教諭向禮部申報，然后朝廷進行核查。若整個縣的百姓基本講官話，那么這個縣的百姓就只征收一個銅錢的人頭稅主稅。”
    蹇義猶豫了一會兒，繼續諫道：“臣擔心，派去核查的官員會難以掌握‘基本講官話’這個尺度。”
    “基本講官話這個尺度很難把握嗎？”朱棣先是厲聲責問，轉念一想，蹇義大概是在擔心官員受賄后會在主觀上放寬標準，于是放緩語調。“朕知道你在擔憂什么。核查的問題好解決，就由禮部、錦衣衛以及監察部分別派員前去核查。若是三者結論相同自然沒什么，若是三者結論有異，朕自會再派欽差前去復查。”
    “好了，這件事就這么定了！”
    在這件事上朱棣之所以決定圣躬獨裁，倒不是因為他對后世的普通話有什么特別的感情。反正語言只不過是思想的載體，只要能夠讓人正常地交流，管它是北京話、陜西話還是閩南語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朱棣從后世穿越而來，習慣說普通話，而燕王之前也總是說一口流利的北平話。這個時代的北平話和后世的北京話雖說有一定的區別，但大致上相差也不大。為了方便自己，朱棣自然只能選擇推廣官話而不是別的什么地方語言。
    推廣北平話是為了方便自己，而統一語言則是為了促進民族融合。只不過這個時代的人不懂得這個道理。
    說起來難為情，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做這件事的人，反倒是身為少數民族的乾隆。歷史上那些被漢化的少數民族均是生活在漢人之中，由于生活習慣、使用的文字語言逐漸被漢人同化，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漢民族之中。朱棣希望加速這種過程，推廣官話只是第一步，將來，朱棣還會誘使擁有本族文字的少數民族使用漢字。至于說保存少數民族的民族特色問題，朱棣卻是不關心的生活習慣不同倒也罷了，語言和文字不同在朱棣看來只會帶來麻煩，不會有任何好處。所謂民族特色什么的，如果不能給國家帶來實際的利益，朱棣絕不介意讓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朕再接著解答維喆和士奇的第二個疑問。”
    “所謂的稅率累進制，意思就是說納稅額度在一個水平線以下者按某個統一標準繳納，而納稅額度超過這個水平線者，其超過額度的部分則按更高稅率繳納。”
    “以往的稅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體納稅人，及于每家僅有三五畝極為單薄之下戶，其稅收極容易達到飽和點。如果稍稍逾此一步，納稅人便無力負擔。若是設定稅率累進制，這種稅制不會讓下戶多繳納一文錢，而家庭富裕繳納更多的稅也不至于覺得難以承受。于是，朝廷便能獲得更多的賦稅。”
    “歷朝之所以未曾提及稅率累進制，大概是因為交通、通信困難，民智未開，無法在鄉村之中確切地監視。若是將稅收的程序繁復化，恐怕無法解決技術上的困難。但如果實施浮動田賦自行申報制度，這一難題便可解決。在利益的驅使下，百姓自然會自覺地相互監督其繳稅額度。于是，官府不必增加官吏進而密切監視鄉村具體的貧富情況，也能夠實施稅率累進制。”
    “稅率累進制這樣設定好了：百畝以上者，超過部分每畝額外征收十文；三百畝以上者，超過部分每畝額外征收二十文；七百畝以上者，超過部分每畝額外征收三十文，兩千畝以上者，超過部分每畝額外征收四十文；一萬畝以上者，超過部分每畝額外征收五十文”
    說到這里朱棣頓了頓。其實這種額度的累進稅率并不高，家中擁有田地萬畝以上者，超過部分每畝額外所征收的五十文其實只相當于五斤米。若是針對兼并，區區五十文的累進稅并不足以產生足夠的阻礙效果。
    事實上，如果處于別的年代，朱棣會將累進制稅率定得更高些，用以限制兼并。然而為了促進殖民活動，朱棣卻只能將累進制稅率定在大地主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只要不打消大地主兼并土地的熱情，那便必然會導致部分自耕農失去土地，進而能夠促進殖民活動。
    朱棣不覺得自己很殘酷。再怎么說，稅率累進制多多少少也對兼并可以產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沒鼓勵兼并已經是很不錯了要知道，英國在“羊吃人”運動期間所頒布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于兼并的。
    朱棣為自己的善良感動了一會兒，然后繼續說道。
    “大明立國后核定田產超過七百畝的富戶為十四萬有余。以這十四萬富戶計算，即便每戶田產只是剛剛達到七百畝，其中有一百畝無需額外收稅，然后有兩百畝需按每畝十文額外繳納兩千文，接下來還有四百畝需按每畝二十文額外繳納八千文，也就是說，田產達七百畝的富戶至少需額外繳納十貫。對于田產超過七百畝的富戶而言，額外繳納十貫并不是無法承受的重賦，然而國庫卻可以因此一年額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萬貫的稅收。”
    見底下那些學富五車的人恭敬中帶著崇拜，表情象個剛入學的童蒙在文廟參拜孔子一般，朱棣不無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稅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于民，但實際上卻只是有利于士紳、地主和官僚階層而已。因為，明朝國家財政的捉襟見肘導致了政府在公共事業上投資嚴重不足，而公共事業諸如運輸道路的改善、水利的興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業上的投資嚴重不足，結果卻導致了國家和人民都窮困。當然，單純的高稅政策同樣不可行，因為“官逼民反”這句話并不是鬧著玩的。因此唯有實施累進制稅率才是最好的選擇。
    在后世某些小說中，一百四十萬貫（注1）只不過相當于一件極品玉器的價格。但事實上，明朝的稅糧收入一年也只不過三千萬石左右。僅憑這種累進制稅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負擔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稅糧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們來其實是為了討論一下吏治的問題。”
    底下五個人頓時警覺地豎起耳朵屏息靜聽。
    注1：讀者可以簡單理解為：大明寶鈔、白銀、大米之間的相互兌換比例為1貫大明寶鈔1兩白銀1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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