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本意是但求一敗，因此雖然輸了，卻也很高興地兌現了承諾。
    “說來其實也很簡單，只需設置一個能夠制止太監為禍的制度便可以了。”
    景秀聽了卻大失所望。
    “制止？如兄臺所言，若是后世出了位怠政的皇帝，批紅權完全歸秉筆太監，那時根本就拿權宦沒任何辦法。畢竟皇帝若是怠政，那么狀告權宦便只能通過奏折，而那時奏折又由權宦把持，只要不將狀告自己的奏折交給皇帝，權宦便可安然無憂。退一步說，即便皇帝聽說了權宦違法之事，但并不相信，又或者是并不理會，那又能怎么辦？”
    “太祖皇帝在宮門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鐵碑，鑄有太祖皇帝親筆所寫的八個大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但干政后如何處理卻未曾說明。”
    說到這里，朱棣不由嘆息：后來這塊鐵碑竟然被身為內臣的王振給拆了，簡直是匪夷所思到了極點！明英宗不知是否知道這件事，如果知道，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臉去見明太祖？
    “如此一來，這座鐵碑對太監的威懾力便大減。因此，你可進言當今皇上再立一碑：謹奉太祖皇帝遺訓，內臣嬪妃妄行干政者，誅無赦！”
    景秀忍不住打斷朱棣的話。
    “這只是比前一塊碑更詳細些，好象沒什么實質變化吧？”
    “我還沒說完呢在兩碑之間修一個死諫臺，規定言官在死諫臺上以性命為代價指控某宦官，則皇上應不問緣由殺此太監為其殉葬。即便皇上因為喜歡某個宦官而對之特赦，至少也要將之發配海外，三年之內該宦官若踏上大明本土，國人皆可殺之。”
    朱棣將扼制權宦的成本定得那么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宦官的社會地位低下，絕不可能被文官集團所接受，因此是用來制約文官集團最好的工具。如果將消滅權宦的成本定得太低，那么宦官便不可能起到制約文官集團的作用若性命都隨時不保，宦官又怎么敢大聲對文官說話？
    這種以命換命的策略確實很不人道，但宦官為禍時對正直官員迫害極為殘酷，在那種情況下若是能夠一命換一命，那些深受權宦迫害的正直官員恐怕做夢都會笑醒。東廠是直接受皇帝指揮的特務機關，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處在它的偵察之中。由于掌權太監又往往兼任東廠提督之職，因此很方便從**上消滅政敵。許多正直官員即便不顧性命想告倒權宦，其結果卻總是不盡人意。若是死諫臺正常發揮作用，那么權宦自然不敢做得太過分從東林黨與閹黨的慘烈斗爭可以看出，明朝并不缺乏不畏生死的正直官員。
    而之所以要留下特赦這條退路，一方面是從人情世故考慮。比如王振把持朝政時若有言官死諫，英宗舍得殺死被他尊稱為先生的王振為該言官殉葬嗎？退一步，將王振趕出中央留待日后相見，也算是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
    留下特赦這條退路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因為鄭和的緣故。明憲宗成化年間，皇上下詔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兵部尚書項忠派官員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后來才知道原來是被車駕郎中劉大夏事先藏起來。項忠追問官員，庫中檔案，怎么能夠丟失？當時在場的劉大夏說“三保下西洋，費錢幾十萬，軍民死者萬計，就算取得珍寶有什么益處？舊檔案雖在，也當銷毀，怎么還來追問？”。由此可見，不少保守的官員對鄭和下西洋非常反感。若是出現一個偏拗狂為了讓國家節省開支而以性命抵制鄭和下西洋，朱棣的殖民計劃就會遭受挫折。然而留下特赦這條退路后，朱棣便不必再為此擔心了。若有官員死諫鄭和，那么朱棣便特赦鄭和反正鄭和發揮自身價值的場所在海上。
    景秀思索半晌，然后大贊。
    “此計甚妙。既然本朝重用宦官的趨勢已不可逆轉，若當真實行此策，宦官縱然獲得重用，也不敢為非太甚！”
    見景秀得到的好處不小，錢成也趕緊拿著他的策論湊了過來。
    “這是我的策論，麻煩畢兄幫我看一看。”
    朱棣也不推讓，拿過錢成的策論仔細閱讀。
    錢成所寫的策論名為《論如何解決游牧民族對中原的騷擾》，其解決的辦法一共有四策，分別是“直搗巢穴”、“屠殺立威”、“以夷制夷”以及“雕剿”。
    所謂“直搗巢穴”就是動用具有壓倒性優勢規模的軍隊，發動正面的進攻，軍事目標則直指游牧民族抵抗勢力的首領。這種軍事行動為期并不長，但聲勢浩大，恰似夏日的急風暴雨，鼓蕩著駭人的威力，極具破壞力。因為舉凡首領所居之地，多為該民族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的中心，無論軍事攻擊是否能夠達成目的，所造成的兵燹之災都會對該地區產生極大的破壞，使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恢復過來。
    所謂“屠殺立威”就是針對那些膽敢騷擾中原的部落，按照成吉思汗征服草原時所采用的方法，攻破一個敵對部落后，凡是高于車輪的男性全部殺死，女性和小孩全部掠過戰利品。錢成認為，既然鐵木真用這種方法能夠使游牧民族老老實實地匍匐在他腳下，想來明朝采用這種方法的效果也不會差。
    所謂“以夷制夷”無非是以金錢、官爵等為誘餌，誘使更多恭順的游牧部落加入中央政府一方，或使用政治欺騙手段，形成拉一個打一個的局面。
    所謂“雕剿”就是指事先獲得確鑿的情報，然后間道行軍，以奇兵出其不意地達到消滅反抗勢力首領的目的。按朱棣的理解，“雕剿”其實也就是古代版的“斬首行動”。
    讀完錢成的策論后，朱棣道：“雖說都是些老生常談，但老生常談其實多半也是經國大道。只不過，若策論里再添點東西”
    錢成咧嘴一笑。“我知道，下棋贏了就告訴我嘛。”
    朱棣又輸了。輸了就得認帳。
    朱棣對錢成說道：“封狼居胥是歷代名將的最高追求。然而你認為，‘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是否就是霍去病的功勞？”
    錢成想了想，一本正經地答道：“若無漢武帝慧眼識珠，則無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舉族西遷，功勞最大的還是漢武帝。”
    “你的答案也不算錯。但是能夠將匈奴驅逐，武力方面的因素卻不是主要的。”
    不僅錢成瞪大了眼睛，一旁的景秀和周忱也是滿臉的質疑神情。
    “秦時蒙恬重創過匈奴人，將匈奴人打得向北逃竄了六七百里，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南下牧馬。大約是心有余悸的緣故吧，楚漢相爭時中原大亂，然而北方游牧民族甚至連趁火打劫都不敢。唐時李靖也曾重創過突厥人，軍鋒直指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同樣很是老實了一段時間。”
    “若漢朝僅僅只是依靠李廣、衛青、霍去病等名將，即便能夠一次又一次擊敗匈奴，但匈奴畢竟是游牧民族，即便遭受重創也難以消滅。經過一段時間的休生養息之后，便可以卷土重來。真正迫使匈奴舉族西遷的原因在于：漢朝強大以后，給東胡的烏恒、鮮卑提供武器、錢財，雇用他們打匈奴。東胡人以割掉匈奴人的耳朵為憑證向漢朝邀功請賞。有些東胡部落，比如說鮮卑，干脆就不放牧了，轉而依靠屠殺匈奴部落的牧民為生有著這種依靠屠殺本族牧民為生的惡鄰，誰受得了？”
    “以步兵為主的農耕民族可以打敗游牧民族，但是卻很難打出殲滅戰，因為在短距離內人腿跑不過馬腿。而且，當農耕政權派遺以步兵為主的大軍深入草原進行清剿時，盡管農耕政權會為此消耗極為驚人的資源，但如果游牧民族不接戰，農耕政權卻基本上不可能獲得相應的戰果。可以說，若不是因為東胡充當了漢朝的雇傭軍，匈奴也不至于支持不住進而被迫全族西逃。”
    錢成仍然不服氣。“不就是以夷治夷嘛，我在策論里也說過。再說，這同樣是武力方面的因素。”
    朱棣搖搖頭。“若漢朝武力不強大，之前未能重創匈奴，給東胡再多的錢他們也未必敢招惹草原上的霸主。但是若不是以大量錢財布帛為代價去雇傭，東胡同樣不可能無緣無故去屠殺匈奴牧民。說起來，武力方面和經濟方面的原因都有。但總而言之，迫使匈奴西逃，經濟方面的因素卻重要些。剛才我就曾說過，秦朝和唐朝都曾重創過游牧民族，但怎么不見受重創的游牧民族西逃？”
    “因此，你可在策論中增加一個論點：朝廷對已歸順的游牧民族區域設立了馬市，但一些比較重要的物資一直以來都是受嚴格控制的。然而為了解決游牧民族對中原的騷擾問題，可對茶馬貿易進行適當的改革。”
    “以廣寧馬市為例，此馬市主要面向歸順于大明的朵顏三衛。可令朵顏三衛以韃靼、瓦刺或者其他不服王化的蠻夷為目標，然后憑人頭向馬市換取各類票據和大明寶鈔。所謂票據，和鹽引、茶引相類似。有票據，則可購買相應物資，無票據，即便有錢也不可購買此物資。為了激勵朵顏三衛對襲擊韃靼和瓦刺產生充分的興趣，可適當放松對馬市的限制，除茶葉、糧食、陶器、絲綢布帛、珠寶玉石等物資外，還可交易原本嚴格限制的鐵器、銅器甚至直接是兵器只要他們能夠獲得相應的票據。”
    “待歸順于大明的游牧民族逐漸演變為專職或者兼職的割頭族之后，那么殘元勢力就只剩下三個選擇：要么提心吊膽地活著，每天醒來都慶幸腦袋還在；要么學匈奴一樣，舉族西遷；要么，就向大明徹底投誠，然后將利刃指向尚未歸順的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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