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來吧，我聽候吩咐。要抽煙嗎？等一下，我們別把這地方弄臟了，”瑪斯連尼科夫說著拿來一個煙灰碟。“嗯，你說吧，有什么事？”
    “我有兩件事要麻煩你。”
    “原來如此。”
    瑪斯連尼科夫的臉色變得陰郁而頹喪了。那種象被主人搔過耳朵的小狗一樣興奮的神色頓時消失得影蹤全無。客廳里傳來談話聲。一個女人說：“我絕對不相信，絕對不相信。”客廳另一頭有個男人重復說：“伏倫卓娃伯爵夫人和維克多·阿普拉克辛。”再有一個方向傳來喧鬧的說笑聲。瑪斯連尼科夫一面留神聽著客廳里的談笑，一面聽著聶赫留朵夫說話。
    “我還是為了那個女人的事來找你，”聶赫留朵夫說。
    “哦，就是那個被冤枉判罪的女人嗎？我知道，我知道。”
    “我求你把她調到醫院里去工作。據說，可以這么辦。”
    瑪斯連尼科夫抿緊嘴唇，考慮起來。
    “恐怕不行，”他說。“不過，我去同他們商量一下，明天給你回電。”
    “我聽說那里病人很多，需要護士。”
    “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樣，我都會給你回音的。”
    “那么，費神了，”聶赫留朵夫說。
    客廳里傳來一陣哄笑聲，聽上去似乎不是裝出來的。
    “這是維克多在作怪，”瑪斯連尼科夫笑著說，“他興致好的時候，說話總是俏皮得很。”
    “再有一件事，”聶赫留朵夫說，“現在監獄里還關著一百三十個人，他們沒有什么罪，就因為身分證過期了。他們在那里已經關了一個月了。”
    聶赫留朵夫就說明他們是怎樣被關押的。
    “你怎么知道這些事？”瑪斯連尼科夫問，臉上忽然現出焦慮和惱怒的神色。
    “我去找一個被告，他們在走廊里把我圍住，要求我……”
    “你找的是哪一個被告哇？”
    “一個農民，他平白無故遭到控告，我替他請了一位律師。這且不去說它。難道那些人沒有犯一點罪，只因為身分證過期就該坐牢嗎？……”
    “這是檢察官的事，”瑪斯連尼科夫惱怒地打斷聶赫留朵夫的話說。“這就是你所謂辦事迅速、公平合理的審判制度。副檢察官本來有責任視察監獄，調查在押人員是不是都合乎法律手續。可是他們什么也不干，只知道打牌。”
    “那你就毫無辦法嗎？”聶赫留朵夫想起律師說過，省長會把責任往檢察官身上推，老大不高興地說。
    “不，我會管的。我馬上就去處理。”
    “對她來說，這樣更糟。這個苦命的女人，”客廳里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她對剛剛講的那件事顯然漠不關心。
    “那樣更好，我把這個也帶走，”另一頭傳來一個男人戲謔的聲音，以及一個女人的嬉笑聲，她似乎不肯把一件什么東西給他。
    “不行，不行，說什么也不行，”女人的聲音說。
    “好吧，那些事讓我去辦吧，”瑪斯連尼科夫用戴綠松石戒指的白手熄滅香煙，重復說，“現在我們到太太們那兒去吧。”
    “對了，還有一件事，”聶赫留朵夫沒有走進客廳，在門口站住說。“我聽說昨天監牢里有人受了體罰。真有這樣的事嗎？”
    瑪斯連尼科夫臉紅了。
    “阿，你是說那件事嗎？不，老兄，真不能放你到監獄里去，什么閑事你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們了，”他說著挽住聶赫留朵夫的胳膊，情緒又非常激動，就象剛才那位貴客光臨時一樣，但此刻不是興高采烈，而是驚惶不安。
    聶赫留朵夫從瑪斯連尼利夫的臂彎里抽出胳膊，沒有向誰告別，也沒有說什么，臉色陰沉地穿過客廳和大廳，從站起來向他致意的男仆們面前經過，走到前廳，來到街上。
    “他怎么了？你什么事得罪他了？”安娜問丈夫。
    “他這是法國人作風，”有人說。
    “這哪兒是法國人作風，這是祖魯人①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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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非洲東南部一個民族。
    “嗯，他向來是這樣的。”
    有人起身告辭，有人剛剛來到，嘰嘰喳喳的談話在繼續著。聶赫留朵夫的事便自然而然成了今天談話的好話題。
    聶赫留朵夫走訪瑪斯連尼科夫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來信。瑪斯連尼科夫在一張印有官銜、打有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紙上字跡奔放地寫道，關于把瑪絲洛娃調到醫院一事他已寫信給醫生，估計可以如愿以償。信末署名是“熱愛你的老同事瑪斯連尼科夫”，而“瑪斯連尼科夫”這個名字則是用花俏粗大的字體簽署的。
    “蠢貨！”聶赫留朵夫忍不住說。從“同事”這兩個字上特別感覺到瑪斯連尼科夫對他有一種屈尊俯就的味道，表示他瑪斯連尼科夫雖然擔任著傷天害理的無恥職務，仍自以為是個要人。他自稱是他的同事，即使不是有意奉承，至少也表示并未因自己名位顯赫而目中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