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絲洛娃的案子可能過兩星期后由樞密院審理。這以前，聶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萬一在樞密院敗訴，那就聽從寫狀子律師的主意，去告御狀。那個律師認為，這次上訴可能毫無結果，必須有所準備，因為上訴理由不夠充足。這樣，瑪絲洛娃就可能隨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旬出發。聶赫留朵夫既已決定跟隨瑪絲洛娃去西伯利亞，在出發以前得做好準備，現在就需要先下鄉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當。
    聶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車到最近的庫茲明斯科耶去，他在那里擁有一大片黑土的地產，那是他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在那里度過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過兩次。有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帶到那里，同他一起檢查農莊經營情況，因此他早就熟悉地產的位置，熟悉農民同帳房的關系，也就是農民同地主的關系。農民同地主的關系，說得客氣些，是農民完全依賴帳房，說得直率些，是農民受帳房奴役。這不是一八六一年廢止的那種明目張膽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個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受大地主們的共同奴役，有時還受到生活在農民中間的某些人的奴役。這一點聶赫留朵夫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因為農莊經營就是以這種奴役為基礎，而他又親自過問過這種經營方式。不過，聶赫留朵夫不僅知道這一點，他還知道這種經營方式是不公平的，殘酷無情的。早在學生時代，他就信奉亨利·喬治的學說并熱心加以宣揚。當時他就知道這個問題。根據這個學說，他把父親留給他的土地分贈給農民，認為今天擁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擁有農奴一樣都是罪孽。不錯，他在軍隊生活，養成了每年揮霍近兩萬盧布的習慣。復員回來后，原先信奉的學說已被置諸腦后，對他的生活不再有約束力。他非但不再思考他對財產應抱什么態度，母親給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而且竭力回避這些問題。不過，母親去世后，他繼承了遺產，開始管理財產，也就是管理土地，這些事又使他想到土地私有制的問題。要是在一個月以前，聶赫留朵夫會安慰自己說，要改變現行制度，他無能為力，莊園也不是他在管理。這樣，他生活在遠離莊園的地方，收取從那里匯來的錢，多少還能心安理得。但現在他已毅然作出決定：雖然他不久就將去西伯利亞，而且為了處理監獄里的各種麻煩問題，都需要花錢，他卻不能再維持現狀，而一定要加以改變，寧可自己吃虧。因此他決定自己不再經營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給農民，使他們完全不必依賴地主。聶赫留朵夫反復拿地主同農奴主的地位進行比較，覺得地主不雇工種地而把土地租給農民，無異于農奴主把農民的徭役制改為代役租制。這樣并不解決問題，但向解決問題邁出了一步，也就是壓迫從比較粗暴的形式過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這樣做。
    聶赫留朵夫在中午時分到達庫茲明斯科耶。他在生活上力求簡樸，事先沒有打電報回家，而在火車站雇了一輛雙駕四輪馬車。車夫是個小伙子，身穿黃土布長外套，腰身細長，腰身以下打褶裥的地方束著一根皮帶。他照一般馬車夫的習慣側坐在馭座上，很高興同車上的老爺攀談。他們這樣一攀談，那匹衰老而又瘸腿的白色轅馬和害氣腫病的瘦驂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那是它們求之不得的。
    車夫講起庫茲明斯科耶的那個管家。他不知道車上坐的就是莊園主人。聶赫留朵夫有意不告訴他。
    “好一個闊氣的德國佬，”這個在城里住過、讀過小說的馬車夫說。他坐在馭座上，側身對著車上的乘客，忽而握著長鞭的柄，忽而握著長鞭的梢，顯然想說些文雅的話來炫耀他的知識，“他買了一輛大馬車，配上三匹草黃大馬，帶著太太一起兜風，嘿，好不威風！”他繼續說。“冬天過圣誕節，他那所大房子里擺著一棵很大的圣誕樹，我送客人到他家去看見的，還有電光燈呢。全省都找不到第二家！撈的錢真是多得嚇死人！他有什么事辦不到，大權都在他手里嘛。據說他還買了一份好田產。”
    聶赫留朵夫想，不管那德國人怎樣管理他的莊園，怎樣揩他的油，他都毫不在乎。但那個腰身細長的馬車夫講的話，卻使他不快。他欣賞這美好的春光，眺望空中不時遮住太陽的濃云，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處都有農民在翻耕燕麥地，看到濃綠的草木上空飛翔著百靈鳥。樹林里除了晚發的麻櫟外都已蓋上翠綠的萌芽，草地上散布著一群群牛馬，田野上看得見耕作的農民。他看著看著，不禁心里又悶悶不樂起來。他問自己，究竟什么事使他煩惱？于是他想到車夫講的那個德國人怎樣在庫茲明斯科耶主宰一切，為所欲為。
    聶赫留朵夫抵達庫茲明斯科耶后，著手處理事務，才克服了這種不愉快的情緒。
    聶赫留朵夫查閱過帳目，同管家談了話。那管家直率地說，虧得農民缺少土地，他們的地又夾在地主的領地當中，因此地主占了很多便宜。聶赫留朵夫聽了他的話，更打定主意，不再經營農莊，而把全部土地分給農民。通過查帳和同管家談話，他知道情況同過去一樣，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雇工直接用改良農具耕種的，其余三分之一土地雇農民耕種，每俄畝付五盧布，也就是說農民為了這五盧布，每俄畝土地就得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種子，再要收割，打捆，或者把谷子送到打谷場。如果雇廉價的自由工人來做這些農活，每俄畝至少也得付十盧布工錢。農民從帳房那兒取得必需的東西，都要按最貴價格折成工役來支付。他們使用牧場、樹林和土豆莖葉，都得付工役，因此農民幾乎個個都欠帳房的債。這樣，耕地以外的土地由雇來的農民耕種，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計算的地租收入還多四倍。
    這些事聶赫留朵夫盡管早就知道，但現在聽來卻又覺得很新鮮。他感到驚奇的是，他們這些擁有土地的老爺怎么會看不到這種不合理的事。總管提出種種理由，認為把土地交給農民會損失全部農具，連四分之一的本錢都收不回來，又說農民會糟蹋土地，聶赫留朵夫交出土地會吃大虧。但這些理由反而使聶赫留朵夫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即把土地交給農民，使自己喪失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決定趁這次回鄉機會，把這件事辦好。收獲和出售已種下的糧食，把農具和不必要的房屋賣掉，這些事他讓總管在他走后處理。現在他要總管如集庫茲明斯科耶周圍三村農民第二天來開會，向他們宣布自己的計劃，并跟農民商定出租土地的租金。
    聶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堅決抵制總管的意見，準備為農民作出犧牲，感到很愉快。他從帳房出來，一面考慮當前要辦的事，一面繞過正房，穿過如今荒蕪的花圃（總管住宅前卻新辟了一個花圃），走過蒲公英叢生的草地網球場，來到菩提樹夾峙的小徑。以前他常在這里散步，吸雪茄，三年前漂亮的基里莫娃到他母親家來作客，還在這里同他調過情。聶赫留朵夫考慮了一下明天對農民大致要講些什么話，然后去找總管，同他一面喝茶，一面商量清理全部田產的問題。他在這些事上定了心，才走到這座大宅邸里平時用作客房、這次為他收拾好的房間里。
    這個房間不大，但很干凈，墻上掛著威尼斯風景畫，兩個窗子中間掛著一面鏡子。房間里放著一張清潔的彈簧床，一張小桌，桌上放著一個玻璃水瓶、一盒火柴和一個滅燭器。鏡子旁邊有一張大桌子，桌上放著他那只蓋子打開的皮箱，箱子里露出他的化妝用品盒和隨身帶著的幾本書：一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書，還有一本德文書和英文書，都是同一類內容。這次下鄉，他想偷空閱讀這幾本書，但今天已經沒有時間了。他要上床睡覺，明天早點起來，準備向農民說明他的計劃。
    房間的一角放著一把古色古香的紅木鑲花圈椅。聶赫留朵夫記得這把椅子原來放在母親臥室里，如今一看到，不禁產生一種奇特的感情。他忽然很舍不得這座快要倒塌的房子，舍不得這個荒蕪的花園，這片將被砍伐的樹林，以及那些畜欄、馬廄、工棚、機器和牛馬。那些產業雖不是他置辦的，但他知道都來之不易，而且好容易才保存到今天。以前他覺得放棄那一切輕而易舉，如今卻又很舍不得，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他的一半收入——今后他很可能需要這些錢。于是立刻就有一種理論來支持這種感情，認為他把土地分給農民，毀掉他的莊園是愚蠢的，荒唐的。
    “我不應該占有土地。我失去土地，就不能維持這個莊園。不過，如今我要到西伯利亞去，因此房子也好，莊園也好，都用不著了，”他心里有一個聲音說。“這話固然不錯，”他心里另一個聲音說，“但是，第一，你不會在西伯利亞待一輩子。你要是結婚，就會有孩子。你完整無缺地接受這個莊園，以后你也得完整無缺地把它傳給后代。你對土地負有責任。把土地交出去，把莊園毀掉，這都很容易，但重新創立這點產業可就難了。你首先得考慮你的生活，決定今后怎么過，據此再來處理你的財產。你的決心究竟有多大？再有，你現在這樣做是不是真的出于良心？還是只做給人家看看，好在他們面前炫耀自己的德行？”聶赫留朵夫這樣問自己。他不能不承認，人家對他的行為說長道短，會影響他的決定。他越想，問題越多，越不容易解決。為了擺脫這些思想，他在干凈的床上躺下來，想好好睡一覺，到明天頭腦清醒了，再來解決這些目前攪得他心煩意亂的問題。但他好久都睡不著覺，從打開的窗子里涌進清涼的空氣，瀉下溶溶的月光，傳來一片蛙鳴，還夾雜著夜鶯的鳴囀和啁啾——有幾只在遠處花園里，有一只就在窗下盛開的丁香花叢中。聶赫留朵夫聽著夜鶯的鳴囀和青蛙的聒噪，不禁想起了典獄長女兒的琴聲。一想起典獄長，也就想起了瑪絲洛娃，想起她說“您還是死了這條心吧”時，嘴唇不斷地哆嗦，簡直象雞叫時的青蛙一般。于是那個德籍總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得把他攔住，但他不僅一個勁兒地走下坡去，而且變成了瑪絲洛娃，還責備他說：“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我不能讓步，”聶赫留朵夫想著，驚醒過來，自問道：“我究竟做得對不對？我不知道，反正我也無所謂。無所謂。但該睡覺了。”他也順著總管和瑪絲洛娃走過的路往下滑，于是一切都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