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傳之六
里外湖的荷葉荷花，已經到了凋落的初期，堤邊的楊柳，影子也淡起來了。幾只殘蟬，剛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里的一個下午，我又帶了行李，到了杭州。
因為是中途插班進去的學生，所以在宿舍里，在課堂上，都和同班的老學生們，仿佛是兩個國家的國民。從嘉興府中，轉到了杭州府中，離家的路程，雖則是近了百余里，但精神上的孤獨，反而更加深了！不得已，我只好把熱情收斂，轉向了內，固守著我自己的壁壘。
當時的學堂里的課程，英文雖也是重要的科目，但究竟還是舊習難除，中國文依舊是分別等第的最大標準。教國文的那一位桐城派的老將王老先生，于幾次作文之后，對我有點注意起來了，所以進校后將近一個月光景的時候，同學們居然贈了我一個“怪物”的綽號；因為由他們眼里看來，這一個不善交際，衣裝樸素，說話也不大會說的鄉下蠢才，做起文章來，竟也會得壓倒儕輩，當然是一件非怪物不能的天大的奇事。
杭州終于是一個省會，同學之中，大半是錦衣肉食的鄉宦人家的子弟。因而同班中衣飾美好，肉色細白，舉止嫻雅，談吐溫存的同學，不知道有多少。而最使我驚異的，是每一個這樣的同學，總有一個比他年長一點的同學，附隨在一道的那一種現象。在小學里，在嘉興府中里，這一種風氣，并不是說沒有，可是決沒有像當時杭州府中那么的風行普遍。而有幾個這樣的同學，非但不以被視作女性為可恥，竟也有熏香傅粉，故意在裝腔作怪，賣弄富有的。我對這一種情形看得真有點氣，向那一批所謂face（注：英文：厚臉皮的。）的同學，當然是很明顯地表示了惡感，就是向那些年長一點的同學，也時時露出了敵意；這么一來，我的“怪物”之名，就愈傳愈廣，我與他們之間的一條墻壁，自然也愈筑愈高了。
在學校里既然成了一個不入伙的孤獨的游離分子，我的情感，我的時間與精力，當然只有鉆向書本子去的一條出路。于是幾個由零用錢里節省下來的僅少的金錢，就做了我的唯一娛樂積買舊書的源頭活水。
那時候的杭州的舊書鋪，都聚集在豐樂橋，梅花碑的兩條直角形的街上。每當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臥在床上，計算計算在這一禮拜里可以省下來的金錢，和能夠買到的最經濟最有用的冊籍，就先可以得著一種快樂的預感。有時候在書店門前徘徊往復，稽延得久了，趕不上回宿舍來吃午飯，手里夾了書籍上大街羊湯飯店間壁的小面館去吃一碗清面，心里可以同時感到十分的懊恨與無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幾個銅子的浪費，快慰的是一邊吃面一邊翻閱書本時的那一剎那的恍惚；這恍惚之，大約是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候所感到的一樣。
真正指示我以做詩詞的門徑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滄浪詩話》和《白香詞譜》。《西湖佳話》中的每一篇短篇，起碼我總讀了兩遍以上。以后是流行本的各種傳奇雜劇了，我當時雖則還不能十分欣賞它們的好處，但不知怎么，讀了之后的那一種朦朧的回味，仿佛是當三春天氣，喝醉了幾十年陳的醇酒。
既與這些書籍發生了曖昧的關系，自然不免要養出些不自然的私生兒子！在嘉興也曾經試過的稚氣滿幅的五七言詩句，接二連三地在一冊紅格子的作文簿上寫滿了；有時候興奮得厲害，晚上還妨礙了睡覺。
模仿原是人生的本能，發表欲，也是同吃飯穿衣一樣地強的青年作者內心的要求。歌不像歌詩不像詩的東西積得多了，第二步自然是向各報館的匿名的投稿。
一封信寄出之后，當晚就睡不安穩了，第二天一早起來，就溜到閱報室去看報有沒有送來。早餐上課之類的事情，只能說是一種日常行動的反射作用；舌尖上哪里還感得出滋味？講堂上更哪里還有心思去聽講？下課鈴一搖，又只是逃命似地向閱報室的狂奔。
第一次的投稿被采用的，記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報紙是當時的《全浙公報》。當看見了自己綴聯起來的一串文字，被植字工人排印出來的時候，雖然是用的匿名，閱報室里也決沒有人會知道作者是誰，但心頭正在狂跳著的我的臉上，馬上就變成了朱紅。洪的一聲，耳朵里也響了起來，頭腦搖晃得像坐在船里。眼睛也沒有主意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雖則從頭至尾，把那一串文字看了好幾遍，但自己還在疑惑，怕這并不是由我投去的稿子。再狂奔出去，上操場去跳繞一圈，回來重新又拿起那張報紙，按住心頭，復看一遍，這才放心，于是乎方始感到了快活，快活得想大叫起來。
當時我用的假名很多很多，直到兩三年后，覺得投稿已經有七八成的把握了，才老老實實地用上了我的真名實姓。大約舊報紙的收藏家，翻起二十幾年前的《全浙公報》、《之江日報》以及上海的《神州日報》來，總還可以看到我當時所做的許多狗屁不通的詩句。現在我非但舊稿無存，就是一聯半句的字眼也想不起來了，與當時的廢寢忘食的熱心情形來一對比，進步當然可以說是進了步，但是老去的頹唐之感，也著實可以催落我幾滴自傷的眼淚。
就在那一年（一九○九年）的冬天，留學日本的長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義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入陸軍小學的第二位哥哥，也在這前后畢了業，入了一處隸屬于標統底下的旁系駐防軍隊，而任了排長。
一文一武的這兩位芝麻綠豆官的哥哥，在我們那小小的縣里，自然也聳動了視聽；但因家里的經濟，稍稍寬裕了一點的結果，在我的求學程序上，反而促生了一種意外的脫線。
在外面的學堂里住足了一年，又在各報上登載了幾次詩歌之后，我自以為學問早就超出了和我同時代的同年輩者，覺得按步就班的和他們在一道讀死書，是不上算也是不必要的事情。所以到了宣統二年（一九一○）的春期始業的時候，我的書桌上竟收集起了一大堆大學中學招考新生的簡章！比較著，研究著，我真想一口氣就讀完了當時學部所定的大學及中學的學程。
中文呢，自己以為總可以對付的了；科學呢，在前面也曾經說過，為大家所不重視的；算來算去，只有英文是頂重要而也是我所最欠缺的一門。“好！就專門去讀英文吧！英文一通，萬事就好辦了！”這一個幼稚可笑的想頭，就是使我離開了正規的中學，去走教會學堂那一條捷徑的原動力。
清朝末年，杭州的有勢力的教會學校，有英國圣公會和美國長老會浸禮會的幾個系統。而長老會辦的育英書院，剛在山水明秀的江干新建校舍，改稱大學。頭腦簡單，只知道崇拜大學這一個名字的我這毛頭小子，自然是以進大學為最上的光榮，另外更還有什么奢望哩？但是一進去之后，我的失望，卻比在省立的中學里讀死書更加大了。
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禱告，吃飯又是禱告；平時九點到十點是最重要的禮拜儀式，末了又是一篇禱告。《圣經》，是每年級都有的必修重要課目；禮拜天的上午，除出了重病，不能行動者外，誰也要去做半天禮拜。禮拜完后，自然又是禱告，又是查經。這一種信神的強迫，禱告的迭來，以及校內枝節細目的窒塞，想是在清朝末年曾進過教會學校的人，誰都曉得的事實，我在此地落得可以不說。
這種叩頭蟲似的學校生活，過上兩月，一位解放的福音宣傳者，竟從免費讀書的候補牧師中間，揭起叛旗來了；原因是為了校長褊護廚子，竟被廚子毆打了學膳費全納的不信教的學生。
學校風潮的發生，經過，和結局，大抵都是一樣的；起始總是全體學生的罷課退校，中間是背盟者的出來復課，結果便是幾個強硬者的開除。不知是幸呢還是不幸，在這一次的風潮里，我也算是強硬者的一個。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